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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贾樟柯的电影文化创新与实践

作者：杨云史博公

来源：《电影评介》2020年第17期

受国内外多重因素影响，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因而稳就业、保增长、促发展已

成为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1]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大力发展包括文旅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

是调整经济结构，应对产业危机，刺激大众消费的有效路径。在这方面，我国官方和民间近年

来都采取了不少措施，[2]并在部分地区已经取得明显效果。其中，贾樟柯团队在山西践行的

电影与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可谓颇富成效。为此，本文将采用“中国区域电影学”的研

究方法，①对其成功经验予以剖析归纳，以求裨益于我国其他区域的相关实践。

一、讲述山西本土故事

作为艺术创作中的一种典型意象，“故乡”不仅是艺术家寻求文化与身份认同的精神家园，

同时也是其作品赖以表达情感意蕴和价值取向的载体。贾樟柯导演生长于山西省汾阳市（县级

市），直到21岁才离开。汾阳的人文环境熏陶了贾樟柯的青葱记忆，对故土的深厚情感则化

作了他艺术创作的原初动力。可以说，故乡汾阳无疑就是贾樟柯电影情怀的根基和银幕叙事之

泉源。每当他把镜头聚焦于这个地处山西腹地且略显落后贫瘠的县城时，他的银幕叙事和视听

表达便充满了真切的人文关怀和灵动的艺术情思。诚如其本人所言：汾阳的日日夜夜和无数难

忘的人和事，“让我落笔下去变成了电影。这电影又是我的国，里面一人一事、一草一木都是

我的世界。”[3]事实上，汾阳乃至山西的确是贾樟柯镜头里常用的空间意象，也是他讲述本土

故事的重要元素。例如，他早期的三部代表作便被称作“故乡三部曲”，可见故乡对其影响之深

远。

在“故乡三部曲”的第一部里，那位以偷窃为生的“手艺人”虽貌似冷漠孤僻，但其内心却激

荡着对友情、爱情和亲情的热切渴望。然而，周遭的生活却一次次泯灭了他的希冀。在影片

中，贾樟柯并没有简单臧否这个边缘人物，而是在哀其不幸的同时，亦对其经历和处境给予了

理性观照。他后来在剖析这个人物时坦言：与其说他“失去了感情，不如说失去了准则。”[4]显

然，贾樟柯并没有沉湎于乡情而弱化了对乡亲的审视与启蒙。实际上，他是在用一个略显极端

的负面人物，去告诫故乡的青少年应该选择怎样的生活道路，才能不负韶华，才能跟上时代的

节奏，去踏实地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和生活。“故乡三部曲”的第二部围绕汾阳县文工团的几个演

员展开，演绎了他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的情感选择和职业遭际。第三部则讲述了两个无所事

事的少年在山西大同市的不法行为。透过这两部影片，贾樟柯呈现了山西落伍于时代潮流的现

实窘况，也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深沉焦虑与惋惜。

如果说“故乡三部曲”映射了贾樟柯的成长经验、记忆档案和灵感来源，那么他在《世界》

（2004）、《三峡好人》（2006）、《二十四城记》（2008）等影片中所讲述的“域外故事”，

则构成了他追寻与缅怀故乡的隐喻。《世界》里的都市外乡人迷失于世界公园的微缩景点里，

恍惚了对他乡与故乡的认知;《三峡好人》兜转于拆迁、寻亲、遗弃和挽留的惆怅之中，呈现

了对故乡与亲人的离愁别绪;《二十四城记》通过国营工厂的转型和搬迁，传达了对故土家园

的怀恋和伤感。

在贾樟柯具备了更强的叙事能力后，依然没有放下他对故乡的万般情思。通过影片《山河

故人》（2015）和《江湖儿女》（2018），他集中探讨了几位游子难舍乡情却又渴望改变命运

的复杂心境。

在贾樟柯营造的这些感时伤怀的银幕画卷中，故乡曾经的田园牧歌早已被遮天蔽日的雾霾

所吞噬，关于故土的温情记忆只是偶尔闪现在人物的对白中——这并不是贾樟柯的夸张臆造，

而是他对生活的观察和复刻。他叹息故乡在时代大潮中的沉沦却又无可奈何，只能用一种平实

的叙事视角和视听语言，将他的感喟、认知与态度极为克制地铺陈在大银幕上，由此也就建构

起了一种开放式的审美格局与道德立场，给观众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空间。

除了对故乡风貌的直接呈现，贾樟柯还在作品里有机地融入了戏曲、民歌、饮食、方言等

不少山西民俗元素。这也使他的影片时常氤氲着魂牵梦绕的故乡情愫，凸显着绵延不绝的山西

风情。

纵观世界影坛不难发现，很多杰出导演终其一生其实都是在拍“一种电影”，他们的作品大

都是对某种“内在意义”的多维阐释。[5]具体到贾樟柯的影片来看，作为故乡的山西，既是电影

的叙事空间又是个体的精神空间。几乎每部作品都蕴含着浓郁的乡愁和乡情——乡愁发源于汾

阳县城，乡情植根在三晋大地。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贾樟柯所有的作品都是对“山西故事”的

变奏或改写。

与其他著名导演相比，贾樟柯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