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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组织者》和管理知识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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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戴尔出版了《伟大的组织者》。时光如梭,半个世纪匆匆而

过,这本书的观点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越发显示出它在管理思想上的价值。

如今,该书已被公认为研究戴尔甚至整个经验学派管理思想的必读书。

1991年,《伟大的组织者》跨越大洋,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国外

经济管理名著丛书》,从此,该书与中国读者结缘。

戴尔在管理学研究方面引人瞩目的地方,是他与法约尔开创的管理过

程学派(戴尔称之为“普遍主义者学派”)不同。在《伟大的组织者》中,

戴尔并没有论述管理的“职能”和“原则”,而是关注“伟大的组织者”

的管理经验和策略。也就是说,戴尔的眼光不是盯着计划、组织、指挥、

控制等几乎所有管理学书籍中都离不开的词汇,而是盯着皮埃尔·杜邦、

艾尔弗雷德·斯隆、欧内斯特·韦尔、罗伯逊等人活生生的经历。之所以

如此,是因为戴尔相信“把注意力集中于实际问题能导致理论上的巨大进

展”。因此,戴尔首先对管理过程学派展开了批判。

从管理学诞生起,就一直有人试图构建起一种普遍适用的管理知识体

系。泰罗在20世纪初期就提出,科学管理不但适用于工厂,而且适用于农

场、家庭、学校和国家。20世纪60年代,哈罗德·孔茨作为管理过程学

派的代表人物,信心十足地提出了管理学的普适性概念。在1959年出版的

《管理学原理:管理职能分析》中,孔茨指出:“现在已有可能提出一种能

应用于各种职业的所有经理人员的管理理论……这原理就意味着,管理知

识和经验是能够在部门之间和企业之间互相转移的。销售方面的经理人员

可能转而从事制造,军事指挥员可能转而从事和平的事务,面粉厂的工长可

能转到仓库去工作,而制造经理又可能成为销售经理。……他们的工作是

管理性的而不是技术性的,并且有恰当的激励,经理人员无论在哪一个行业,

都将如同在其他行业一样地运用他们的技术。”可见,孔茨认为管理工作

具有“可转移性”。应该说,这种对普适性的追求,在管理学的发展中起了

极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戴尔对此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根据丹尼尔·雷恩在《管理

思想的演变》中的记载,戴尔认为,在50年代,按照一定的标准衡量,管理

得最好的三个组织是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罗马教会和共产党。如果采

用孔茨式的普适性学说,那就意味着这三个组织的主要管理人员有可能互

换并且在新的岗位上管理得同样出色。由于这一点显而易见不能成立,因

此“管理的综合性和可转移性”实际是不成立的。戴尔直截了当地断言:

不存在“能应用于各种职业的所有经理人员的管理理论”,所以,管理学研

究应该老老实实地去追踪具体的“伟大的组织者”,而不是忙于概括出普

遍真理。

戴尔这样做,有他的时代背景。管理学发展到在20世纪中叶,已经枝

繁叶茂,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各大高校纷纷设立商学院或管理学院,

学者们建构的管理学理论犹如一座包罗万象的教堂,日益辉煌,这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现代管理学的系统化和理论化,但同时也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理

论自洽倾向。即研究者仅仅追求自己如何把管理现象解释得更为严密,更

具有逻辑性,力图建立以抽象和推理为基础的“想象之知”,而不注重以直

接经验为依据的“熟知之知”。戴尔认为,哪怕理论推理再严密,一旦不能

解决管理中的实际问题,那么,这种理论就大可置疑。就像医生那样,尽管

他可能掌握了最先进的医疗理论,但是,治不好病人也是白搭。所以,戴尔

推崇梅奥主持霍桑实验式的亲历方法,甚至提倡介入式研究,而对纯粹理论

建构颇有微辞。他不但从法约尔的管理原则开始清算,而且对现代管理学

中众多名头极大的理论构建者都有所批评。在戴尔的笔下,巴纳德的《经

理人员的职能》、西蒙的《管理行为》、博尔丁(KennethEwartBoulding)

的《组织革命》这些经典名作都有不足。戴尔认为,“他们全都对组织理

论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他们都是以‘想象之知’为依据,而不是像梅

奥所主张的那样以直接经验为依据”。为了校正这种偏差,戴尔特别推崇

英国心理学家埃里奥特·雅克(ElliottJaques)的《一个工厂变化中的文

化》和《职责的衡量》,以及以雅克为代表的塔维斯托克研究所

(TavistockInstituteofHumanRelations)案例研究,还有爱德华兹和汤森

的《工商企业》。他认为,这种对直接经验的观察和研究,才是推进管理学

知识积累的不二法门。

针对备受管理过程学派推崇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