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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薇先生的《梁祝哀史》被改编问题 林 鸥 网上看到南薇先生的后代为父亲的著作权正名的案子已是这个案子发生后的好几年了，而关心南薇先生《梁祝哀史》这一正名案，是在看了两造的材料后才有兴趣的，而我手上也正好有相关证据，所以也更留意这一案子的进程。 知道南薇先生是在文革前几年看到越剧界的一些批判材料，有越剧名演员的，也有其他一些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而南薇先生，因名字比较特别而被记住了，知道的也就是“文艺黑线一伙人”在干“坏事”什么的。而在文革未完之时，又听到他也被解放了，好像在写剧本什么的。又知道他与袁雪芬等人一直是关系很好，这就是最初的印象。 后来，我在研究冯玉奇的作品时，发现他的一本小说里面也提到了南薇先生，也提到了袁雪芬、傅全香，而在小说中冯玉奇对南薇先生评价不高，这使我对南薇先生有了另一种印象。 这一次比较系统地了解南薇先生，还是因为这个案子，才知道他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越剧界中的一番恩怨。于是，我对南薇先生怀有一种尊敬，同时也想为这位越剧史上的功臣做点史料文献的整理工作，用文献来说明一些传说的误导。而在探索那段越剧史的真相过程中，发现《梁祝哀史》改编中的有些历史疑点还是必须要弄清楚，这是可以说明那段越剧史发展的一个范本。 《梁祝哀史》，公堂维权 现在，越剧《梁祝哀史》改编成《梁山伯与祝英台》一案已上了法庭，原告要恢复南薇先生的著作权署名权，被告说《梁山伯与祝英台》与南薇先生无关，是重新改编的新作品。 至于说到民间文艺改编是否有改编权，是否属原创，著作权专家已有说法，肯定是谁改编谁就有改编权和署名权。不然单就“梁祝”一事，分别写过《梁山伯与祝英台》小说的著名作家张恨水、赵清阁就都无法保住自己的著作权了。 越剧在三十年代原有《梁祝哀史》、《梁山伯》等戏，确是“的笃班”以来的艺人连学带传而发展的，而当时由于文化程度的关系，口口相传的剧本唱词是有不少错讹的，再加上要迎合当时的市场和民间心态的需要，戏中有些糟粕之处也是有的。 益民书局出版的“绍兴文戏女子唱做的笃班嵊新女子文戏越剧大王《全部梁山伯》（梁祝哀史）”，内分三本，头本叫梁祝哀史，有∶点花、思读、卜装、进谗、结拜、上学、设界、嫖院、露形、辞回。二本叫十八相送，有∶求媒、相送、回家、念梁、许愿、做媒、报信、梦会、告假、回想。三本叫楼台相会，有∶观景、楼会、劝梁、许怀、藕池、病回、致书、覆书、长逝、吊孝、娶祝、显灵、归位、团圆。 所幸运的是越剧演员中也还有几个小姑娘不想唱糟粕之词，所以马樟花、袁雪芬等人尽量不照师傅教的唱，使《梁祝哀史》干净了一些。 合作整理，一“哀”再“哀” 到了1944年，据范瑞娟说∶雪声“剧团的主要演员和新文艺工作者合作，整理《梁祝哀史》，整理的方式是∶先由袁雪芬和范瑞娟两人把原来台词口述出来，由编剧南薇、吕仲加以记录，继而以记录本为基础，共同进行研究，确定主要内容，进行分幕分场，并补充新的内容；再由新文艺工作者进行文字加工，使剧本更为精炼集中”（《范瑞娟表演艺术》71页）。 这应是当时的真相，而所谓新文艺工作者，即是被那些演戏的小姑娘们称为“先生”的吕仲和南薇等人。从袁雪芬和范瑞娟口述，可知她们的文化水平不足以记录下来，而当时的唱词也并不固定，而“共同进行研究，确定主要内容，进行分幕分场，并补充新的内容；再由新文艺工作者进行文字加工，使剧本更为精炼集中。”这才是第一次改编的过程，在1945年1月29日起，由南薇导演的《梁祝哀史》演于九星大戏院。在1946年出版的《雪声纪念刊》上，《梁祝哀史》注明是袁雪芬重编（53页）。那时，袁雪芬是雪声剧团的负责人，这出戏没有像后来说的是由“袁雪芬和范瑞娟口述”，因是另有缘故的。 一篇祭文，判断是非 但有意思的是∶这个由袁雪芬重编的《梁祝哀史》是谁在执笔的呢？在《雪声纪念刊》的109页显出了南薇的踪影，从107~110页上，印有《梁祝哀史》的五段唱词∶十八相送、楼台会、送兄、祭文、哭灵。正是后来一再声明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删去了南薇写的“祭文”，使我在判断《梁祝哀史》中有了一个参照标记，凡有“祭文”的《梁祝哀史》，即是南薇的改编本。 更有意思的是∶范瑞娟说∶“《梁祝哀史》由编剧南薇、吕仲加以记录。”而袁雪芬后来说“我们在台下演出时，由女编剧成容在台下对台词进行了记录，形成了雪声剧团《梁祝哀史》的剧本。当时《梁祝哀史》的导演南薇在戏的末尾增加了“祭文”一出唱词”（见证词）。这就是说，这出《梁祝哀史》并没有“共同进行研究，确定主要内容，进行分幕分场，并补充新的内容；再由新文艺工作者进行文字加工，使剧本更为精炼集中。”这样一个过程，而仅是一个口述加记录的老戏。《梁祝哀史》难道只是个口述记录本的戏吗？ 老戏新编，一改再改 袁雪芬又说“同年（即1945年），我又重编了该剧，并改剧名为《新梁祝哀史》”（见证词）。查《新梁祝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