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爱乐的新首席.docVIP

柏林爱乐的新首席 　　 　　从柏林爱乐的换首席风波 　　看德奥音乐在民主时代的遭遇。 　　2013年1月，西蒙?拉特爵士（Sir Simon Rattle）突然宣布2018年开始不再担任柏林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兼音乐总监。拉特在宣布自己的决定时还不过58岁，对于一名指挥来说正当盛年，然而十余年来的高负荷、高曝光率的工作状态简直已经将这位曾经的天才掏空，特别是他在柏林爱乐乐团赖以成名的核心德奥音乐（如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纳与布鲁克纳等）方面几乎毫无作为―这些音乐不仅在德国音乐会听众心目中地位崇高，对于全世界古典音乐爱好者来说都是最受欢迎的核心曲目。自从汉斯?冯?彪罗（Hans von Bülow）等传奇指挥家为乐团注入演奏德奥音乐基因，他们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以来还从未在这方面如此广受质疑。人们普遍认为，在拉特爵士任内，柏林爱乐乐团逐渐丧失了自己曾经的核心竞争力与独特的声音，沦为了一支演奏技巧卓越而音乐平庸乏味的乐团。 　　一个有趣的事实是，1989年，首席指挥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逝世后，乐团开始以所有团员参与民主选举、一人一票的方式决定下届掌门人，在此之前，首席指挥的选择权一直只掌握在乐团管理层和相关文化主管部门手中。柏林爱乐的“民主化”与这个国家的变化同步，与柏林爱乐大厅仅一墙之隔的柏林墙倒塌也在1989年。 　　一起变化的还有首席指挥的话语权，此前，首席指挥对乐团的普遍管理方式是独裁式，卡拉扬则更变本加厉，在他35年的绝对统治力下，柏林爱乐乐团被打造成了一支几乎无懈可击的“梦之队”。也正是这种独裁式管理使卡拉扬晚年遭遇乐手们强烈反弹，最终导致了二者关系的破裂。在他死后，乐手们要求以更民主的方式来讨论音乐。 　　而在科学音乐培训方法下，乐手们演奏水平也在不断进步，这些都让现代乐手们无法再像贝多芬时期，完全隶属于宫廷，听命某一人。在这个乐团越发强势的时代，比起独裁者，改革后的首席指挥更类似于议会中的“议长”：权威依然独一无二，但在实际权力上却等同于普通“议员”。还记得2011年拉特率领柏林爱乐来北京演出，笔者在台下观看了排练，印象最深的就是每一名乐手都可以随时打断指挥，发表自己对音乐处理的见解。 　　“民主”可以产生伟大音乐吗？从柏林爱乐过去13年来看，似乎这种体制引发的是艺术上的倒退。优秀的音乐需要有明确取向，这个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指挥个人要什么效果，就要抛弃很多东西，如果靠民主方式讨论音乐，间接等于音乐没有统一思想，让它变得这地方像一个人，那个地方又像另一个人，使音乐平均化，也平庸化。尤其是德奥音乐，现代乐团的表现明显不如从前。从贝多芬到勃拉姆斯，再到安东?布鲁克纳，德奥音乐有一种明显的张力，这也是其在演奏时格外强调的东西，它有时不会照顾到每个细节是不是都很完美，而是强调张力中那种一以贯之、不妥协的精神，这需要灌入指挥者清晰强大的意志。因此，乐团在选新总监时，一部分人希望选出一位更具有音乐才能的年轻指挥家，继续维持在音乐上的“民主”;另一部分人则寄希望于在一位更强势的指挥家带领下，重回卡拉扬的“独裁”时代。 　　2015年5月11日，柏林爱乐乐团全体音乐家集合在柏林市郊的耶稣基督教堂，在这里选出乐团未来掌门人。这个教堂对柏林爱乐来说有特殊意义：柏林爱乐大厅尚未建成时，这里是乐团的排练与录音场地，许多在今天依然广为流传的唱片都在这儿录制。乐团在这里进行投票，明显希望曾经发生在这座教堂里的历史能激励乐手们投下负责任的一票。 　　教堂外数十名记者焦急等候，忍受着意志力与膀胱的双重考验，据说教堂周围根本找不到卫生间。这也是柏林爱乐乐团在社交网络时代第一次大型人事变动，上一次发生在1999年6月。从Twitter到Facebook，从微博到微信朋友圈，这次换届选举简直成了全世界音乐家、音乐从业者、媒体人及音乐爱好者的狂欢。有好事者PS了一张乐团某圆号演奏员向主要候选人之一安德烈斯?尼尔森斯（Andris Nelsons）表示祝贺的推文截图，这张图令众多人士纷纷中招，接连向尼尔森斯发去“贺电”，包括《BBC音乐杂志》、大提琴家阿尔班?格哈特（Alban Gerhardt）与钢琴家郎朗。 　　长达11小时的讨论与投票后，闹剧般选举却以“没有产生结果”告终，令各界哗然。在柏林爱乐过去换届中，虽然也发生过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这样的“隐士”拒绝提名，但还不至于出现全团因为总监问题达不成一致而推迟选举。这已经深刻说明了乐团在未来前景方面产生巨大分歧，矛盾中心点集中在了两位当今最火热的指挥家―安德烈斯?尼尔森斯与克里斯蒂安?蒂勒曼身上。 　　拉脱维亚指挥家尼尔森斯在不到40岁年龄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已经高过前辈，没有人会怀疑在未来的音乐史上他与任何一位指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