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共犯口供的性质及其证明力.docVIP

谈共犯口供的性质及其证明力 　　一、两大法系关于共犯口供的不同规定 　　在我国台湾地区，对于共犯口供学说上同样存在三种见解：第一。补强证据不用说，即仅凭共犯之自白即可认定被告罪行；第二，补强证据必要说，即仅凭共犯之自白不得认定被告罪行；第三，限定的补强证据必要说、折中说，即有关公判庭外之自白，仅凭共犯之自白不得认定被告之罪行，惟属公判庭内之自白部分，则得仅凭共犯之自白即可认定被告罪行。而实务上则采取了补强证据必要说。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之口供，非出于强暴、利诱、诈欺、违法羁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与事实相符者，得为证据。被告之口供，不得作为有罪判决之唯一证据，仍应调查其他必要之证据，以究其是否与事实相符。”可见，台湾并不排除口供作为证据，但在证据能力及证明力上却有相当的限制。通过不当手段取得的口供无证据能力，口供无充分之证明力，必须有“必要之证据”补强。共同被告的口供在实务之采证上，也给予相类似的限制。 　　二、同案审理中共犯口供的性质及证明力 　　对于同案审理中共犯口供的性质及证明力问题，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至今大致形成了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共犯之间的关系是互为证人的关系，其口供只要相互印证，就可以据此定罪判刑；第二种意见认为，鉴于口供的特点和共同犯罪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相互之间不同程度存在着利害关系，即使共犯口供一致，相互印证，也不能据此定罪判刑；第三种意见认为，共犯口供的性质仍然是口供，共犯不能互为证人，仍要坚持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只有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原则。但是，如果同时具备下列条件，则可以在非常慎重的前提下定罪：（1）各被告人分别关押，能够排除串供的可能性；（2）各被告人的口供都是在没有任何违法的条件下取得的，能够排除刑讯逼供或引诱、欺骗的因素；（3）各被告人供述的犯罪事实细节上基本一致，在分别指认的前提下，可以确认他们到过现场；（4）共犯只有二人时，原则上不能仅凭口供的相互印证定案，共犯为三人以上时，才可慎重行事。 　　对于第一种意见有学者指出其混淆了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证人的本质区别，其原因在于：首先，共同被告人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证人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或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他只是当事人以外的第三者，以其所了解的案情作证，案件的处理结果与证人无关；其次，被告人和证人处于不同的诉讼地位，在诉讼中被告人和证人享有不同的诉讼权利，承担不同的诉讼义务。因此，对同案审理中共犯的口供只能理解为被告人供述，而不应将其理解为证人证言。对于第三种意见，由于兼顾了原则又附加了例外情况，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比较全面的，并且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如《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规定，在处理被告人翻供等毒品案件时，“仅凭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当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的口供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对仅有口供作为定案证据的，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但仍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由于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其所列举的条件，因此，并不具有现实性，如第一，对被告人有无串供的可能性的判断一般只限于表面判断；第二，案件是客观发生的，其证据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事实上几乎不存在仅有口供，而无其他证据的情形；第三，由于目前实践中很难完全排除刑讯逼供和诱供的因素，确认例外情况无形中诱使办案人员采取更隐蔽的方法违法获取口供，助长偏重口供的势头；第四，即使在很慎重的情况下，根据共犯口供定罪，仍存在与案件事实不符的可能性，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使无辜者被错误定罪的风险。由此可见，第二中意见虽然绝对，但仍是最合理的选择，能够更好的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三、非同案审理中共犯口供的性质 　　非同案审理中的共同犯罪主要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共犯在不同程序中处理。另一种是，检察机关对部分共犯作不起诉处理。 　　对于第一种情况，共犯口供的性质如何，能否互为证言，互为补强，我国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司法实践中，一些司法机关将这类共犯口供作为非同案共犯的证人证言使用，理由是先审结案件的被告人口供在经过调查属实后，才会作为定案证据，其真实性建立在较牢靠的基础上，且他与另案审理的同案被告人在利害关系上已牵扯不大，实际上已成为后审者犯罪事实的知情人。他在另案诉讼中陈述案件事实时，其诉讼地位当然发生变化，而成为另案诉讼的证人，有证人的权利与义务，并依法接受公诉人、被害人、辩护人的询问和质证，在此时其只是以证人身份出庭，因此，不同于同一诉讼程序被追诉的同案被告人口供，可作为后审的同案被告人证人证言看待。笔者认为这种处理方式值得质疑，另案处理的共犯口供仍属共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