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精神的分析学在中国文学界兴起及发展.doc

** **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在中国文学界的兴起及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随着五四以来的精神解放和对西方文艺参照系的迫切渴求，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各种文学思潮和哲学思潮纷纷涌入中国。这些现代化思潮在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中对中国文学与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这一时期,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传入中国有两种途径.一种方式是我国的一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作为一种新思潮向国内引进,偏重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价值。 早在1914年5月一日出版的《东方杂志》十卷十一号上刊载的钱智修《梦之研究》一文中提及：“梦的问题，其首先研究者为福留特博士，Dr.Sigmund Freud”，“福留特氏，为吾人所不愿遇见之者，乃为吾人所欲为所欲得者，当于梦中实现之”。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自 1919年，在美国攻读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汪敬熙在《新潮》第2卷第4期撰文介绍了1919年7月英国伦敦大学的六位心理学家关于弗洛伊德的本能和无意识理论的大辩论。接着在新潮第2卷第5期发表了《心理学之最近的趋势》上发表文章介绍弗洛伊德的本能和无意识理论，指出精神分析学说对心理学有着重大影响。 1920年的《东方杂志》十七卷二十二期上又刊登科学消息《佛洛特新心理学之一斑》，简明扼要却较早地介绍了弗氏学说。 1920 年,《时事新报》主编张东荪在《民铎》杂志的二卷五号上发表《论精神分析》，简要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生平,较为全面地介绍了精神分析理论，解释了“本能”、“发泄”、“里比多”、“自我”、“情结”、“压抑”等概念。 1921 年, 朱光潜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福鲁德的隐意识与心理分析》(18卷14号)一文,最早涉及弗洛伊德的文艺美学思想，高度赞扬“福鲁德的学说，一方面创造了心理分析一个独立科学，使神经病治疗学和变态心理学受莫大贡献；一方面放些光彩到文艺、宗教、教育、伦理上去”。 章士钊自1923年接触到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兴味大起,觉得“反复诵之，词气骤难尽晓，故中途执卷未释”（《孤桐杂记》，1927）。后又全译了弗洛伊德在1925年撰写的《自传》，并与弗洛伊德建立了通信联系。章士钊翻译的《茀罗乙德叙传》，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高觉敷在20 世纪20 年代中期翻译了弗洛伊德1909 年在国克拉克大学的演讲《精神分析的起源与发展》, 连载于《教育杂志》第17 卷。他还在《教育杂志》《学生杂志》《中学生》等刊物上, 撰文介绍精神分析学说。30 年代, 他翻译出版了弗洛伊德的代表作《精神分析引论》和《精神分析引论新编》,这是后来一直通用的版本。 这些出自心理或哲学家或革新者的介绍，较为系统、客观且相对独立于其它学科，然而所产生的影响却大大偏离了引介者初时以之革新社会的目的。其在专业方向上的效应远不及在文学领域引起的反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扬起了一面鲜亮的旗帜。 另一条途径是中国的文艺学家从精神分析学说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对中国文学艺术现代化的指导价值出发而进行的苦心孤诣，主要是从日本文学中吸纳。自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扎根，并在不同时段发挥了其无法预知的巨大功用，乃至后来的众多文学作品中不约而同刻上了“弗洛伊德痕迹”。 1921 年, 郭沫若发表了《〈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一文, 从人的本能欲求与封建礼教的冲突出发，运用精神分析的观点，认为《西厢记》“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了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 纪念塔。” 1922年3月周作人在他的《沉沦》一文中谈到精神分析学说，认为它是文学创作动机的一种理论根据。他倾心于“人间的精神活动无不以广义的性欲为中心”的看法，以此来考察文艺和性欲的关系，较为深刻地领受了弗洛伊德学说。 1922年12月，由仲云所译的日本文学博士松村武雄的长文〈精神分析学与文艺〉在《文学周报》开始连载(第57-71期)，这是见于二十世纪中国最早的系统、明确阐述精神分析文艺美学思想的专论，对精神分析文艺美学思想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1924年鲁迅翻译了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其中充斥的“冲突”、“压抑”、“苦闷”、“本能”等性心理术语，揭示出这种冲突压抑而生的苦闷便是文艺创作的动力，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接受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关于‘文艺是苦闷的象征’的理论，显然在中国新文学家那里大受青睐。五四时期的郭沫若、郑伯奇、郁达夫等都认同文艺是苦闷的象征，这构成了创造社的文艺自我表现说。而厨川白村进而将‘苦闷’作了深入的开掘，提出‘人间苦’‘社会苦’‘劳动苦’，这引导无论‘为人生’还是‘为艺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