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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时代的精神按摩 [标签:来源] [摘要] 近年来，在国产巨资大片的“笼罩”下，小成本影片在国产影片的生产中始终保持了很高的比例，理解这一现象可以从许多角度，按照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来看，与大片相对而生的以小博大的合法性、小成本电影所采取的平民化策略，则是其被中国电影市场和观众接受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大片 小成本电影　平民　精神按摩 　　 　　数年前张艺谋以《英雄》打天下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不仅提供了一种新的电影投资制作模式，同时还改写了中国电影的命名方式，因为在此之前，中国电影存在一种公认的三分法，即主旋律影片/艺术片/商业片。自《英雄》女台，以成本高低来划分而成的大片/中片(中等成本)/小片(低成本)说法逐渐形成。当下，国产大片屡遭叫座不叫好的窘境，与此同时，小成本影片虽质量不一，却受到许多人的期待，理解这一现象可以从电影政策与软硬件环境的改变、电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等许多角度，但笔者以为，按照传播学的使用与满足理论来看，小成本电影所采取的平民化策略，则是其被中国电影市场和观众接受的重要原因。 　　 　　以小博大而产生的合法性 　　 　　“小片”(小成本电影)的概念因“大片”而生，小片的“成功”(更多的口碑上的成功)也缘于“大片”的失败(当然是口碑的失败)，因此，大片受到的批评或许正是理解小成本电影“热”的一个起点。 　　从文化角度看，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改变/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中的地位成了上至主流意识形态下至普通百姓的共同愿望。一种由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增强而随之产生的今非昔比的认同焦虑弥漫于各种大众文化产品中。“向世界讲述中国”这个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重要部分，也因此成了包括电影在内的大众文化产品的重要主题。与其他经济或政治因素相比，艺术或文化尤其是电影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与西方对话的一种形式，中国电影近二十年来在国际上获得的成功、商业大片的国际市场取向使得“大片”成为向世界提供关于中国想象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大时代偏爱大叙事，崇“大”心理在当代社会文化心理中比比皆是。从各种大型工程到大型仪式乃至大型晚会，似乎非“大”不足以体现盛世之繁荣。简言之，当下的中国观众需要“大片”，唯其如此，对于大片，导演屡拍屡败(广受批评)，屡败屡拍，而观众则屡看屡骂，屡骂屡看，正因为需要而对“大片”因“爱”生“恨”，因苛求而不满，而正是这种不满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观众对小成本电影的期待。 　　 　　对“大片”批评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大片”成本 　　电影学者们质疑：如此巨额的投资如果用来拍摄中小成本影片足可以拍摄几十部，用来扶持青年导演必定可以产出一些精品。概言之，大片之过首先在于“大”，这里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与现代性想象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窘迫的个人经济状况使人们反感豪奢行为，大片独享经济乃至政治资源的地位很容易激起人们对社会不公平的联想和主观情绪。与之相比，小成本影片因为符合“少花钱多办事”的思维，似乎天然地具有了一些道义上的合法性。 　　 　　关于“大片”的观众 　　中国市场不足以支撑一部“大片”，所以，中国的“大片”首先定位于国际，然后才是中国。如果将张艺谋等的选择放置于经济因素中考虑自然无可厚非，因为本土的电影市场未必足以支撑“大片”，但电影生产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行为，张艺谋等人的选择被视为崇洋媚外心理的产物。对于民族自信日益膨胀的一部分国民而言，这种厚此薄彼的作法是不能接受的。追根溯源，后殖民主义理论是这种批评的理论资源。在这种观点影响下，“大片”的“冲奥”(斯卡)行为被认为是妄想获得西方主流文化命名的文化谄媚心理，而不是开拓国际市场的手段。从这样一点来看，观众对于大片的态度实际上涉及到观众对东西方关系的认识，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说，这其中存在着全球化时代跨国产品国际化与本土化的矛盾。相较而言，“小片”更针对本土观众，因“为人民服务”而获得了充足的“正义”色彩。 　　 　　关于“大片”内容 　　“大片”被认为“脱离中国电影的入世传统”、“远离中国观众现实体验”，而转型期中国观众各种特殊的情感需要宣泄、各种现实体验需要相互共享，电影是他们获得现实关怀的途径之一，相比“大片”及其导演来说，小制作电影的主要创作群体——新生代导演“生不逢时”，多半有为时不短的底层生活经验，表现本土体验更显得得心应手。 　　 　　关于“大片”的身份 　　“大片”投资制作发行的跨国化带来了一个疑问：“大片”还是不是中国电影?类似中国/外国之争体现了国人对丧失文化身份的焦虑，国产“大片”采取高概念的模式使之日益与好莱坞电影趋同，在观众的心里，“中国的”与“外国的”必然存在不同，强调特色、强调差异性，惧怕丧失特色，惧怕差异性的消失，这是在工业化道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