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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仨》读书心得 《我们仨》由杨绛先生所著。说实话，看前半部分时，有点坠入云端 之感，虚虚实实间，穿插往返，看到三人之间的交流，感觉如泣如诉。家 人彼此间的爱，在那个特殊的时期，更弥足珍贵。那个小小的世界，是任 何人都无法代替也无法融入的。 本书分两个部分， 一部分以“梦”的形式隐喻情感， 一部分记述现实。 现实部分，从 1935年伉俪二人在牛津求学写起，一直到 1998 年钱钟书先 生去世，半个世纪的悲欢离合，最后都化作一位百岁老人对家人绵绵的思 念。作者所思念的， 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学者家庭， 妻子杨绛、丈夫钱钟书、 女儿钱媛，一家三口都是单纯的文人， 不沾是非 ，不涉政治，任世事浮沉， 不改做人本色。但在中国 20 世纪风云变幻的大背景下，“我们仨”依然 饱经战火、疾病、政治、生死的洗礼，难以独善其身。 在 “我们仨”中， 女儿钱媛无疑是处于中心的位置。 在杨绛的眼中， 女儿懂事、聪慧、好读书，是自己“平生唯一杰作”。钱家家长 （ 钱钟书 之父） “得意非凡”地宣称：“女孙健汝 （ 钱媛） ”是“吾家读书种子也”。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可造之材”，却多病多难，生不逢时。“上高中学时 背粪桶，大学期间下乡下 厂，毕业后 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却始终是一粒 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其间的遗憾憋闷，溢于言表。 杨绛先生为女儿的才华惋惜，但杨绛她自身何尝又不值得惋惜。在钱 钟书的眼中，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诚然也。钱钟书虽然才华 横溢，学贯中西，但有得必有失，于生活计，几乎百无一用。杨绛在牛津 “坐月子” 时，钱钟书不时地在家做些“坏事”，将桌布染黑了，台灯砸 了，门轴弄坏了，均束手无策，唯有苦着脸向妻 子杨绛求救。杨绛一一 安慰“不打紧”。出院后，她逐一“搞定”。钱母感慨这位儿媳，“在家 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钟书痴人痴福。”而这对于一 个惜时如金的学者来说， 是幸也，亦或不幸也 ?杨绛在翻译上的造诣颇深， 她翻译的《堂吉柯德》，至今为止依然是中译本外国名著中的经典之作。 “我们仨”中最“宝贝” 的自然 是钱钟书。钱钟书是一个纯粹得近乎 单纯的文人，他将毕生精力都投入到学术事业中。中国的文人，不论是传 统的还是现代的，在几千年的政治 文化熏 陶下，无非分两种，一种当了官 的，一种是想当官而不得的。即使隐士如陶渊明者，早年的愿望也是“大 济苍生”，他几次挂冠而去，均是迫于无奈， 不是因为嫌官小，就是因 为不“合群”。而钱钟书却是一条漏网之鱼，是一众鸭棚中诞出来的一只 天鹅蛋，是文人中的“病梅”， 异类中的异类， 几千年以来， 仅此 一枚。 朱家骅许他一个联合国科教文卫的职位，他辞谢了 ; 晚宴要和“极峰” （蒋 介石）握手，他趁早溜回来了 ;收到国宴的请帖，他请病假 ; 即使是社科院 文学所的一个顾问衔，他也力辞得免。 钱钟书一生所爱，唯有他的书、他的家。在书里，他是学问的宠儿 ; 在家中，他是精神的领袖。这两个地方，自由、美好、安全，符合他全部 的慧心与童心。他或许会 以为，这两个地方都如英国哲学家洛克所说， “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可这句话显然不符合中国国情。普天 之下，莫非王土，“田家无四邻，独坐一园春”终究只是古代文人的美好 奢望。1966 年，钱钟书和杨绛都被革命群众“揪出”， 成了“牛鬼蛇神”， 被批斗，被“洗澡”，杨绛还被人剃成了“阴阳头”， 苦不堪言。他们 凭借平和的心态以及对学问的执着，挺了过去。但是，女儿钱媛的丈夫王 德一却因不堪受辱，愤而自杀。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 90 年代中期，病床上的“我 们仨”开始分头写作各自的《我们仨》。不久，钱媛病逝，次年岁末，钱 钟书亦离世。“剩下的这一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此中辛酸，难以 向人道也。四年后，唯一完本的是杨绛版的《我们仨》，此时杨绛已是九 二高龄。书中，一个个残碎的梦境，一件件细碎的小事，在黑白间杂的夜 幕下，如一粒粒星辰，以爱作线串起，熠熠生辉。 无论悲欢离合， 家庭都是人生最后、 最好的庇护所。 无论何时、何地、 何境，守候你的唯有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