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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普希金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摘　要：普希金来到中国已有110年的历史，他的名字、故事、作品和精神也成为中国几代人共同的记忆。中国人“普希金情结”的形成原因是什么?中国近年来普希金研究的特点、焦点和危机是什么?中国普希金研究的趋势是什么?针对这些疑问，我国知名普希金研究专家张铁夫教授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关键词：普希金；张铁夫；回顾；展望 中图分类号：IO－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07)05－0098－04 自1897年普希金以“伯是斤”之名悄悄来到中国。已经过去了整整110年。在这一个多世纪中，普希金的中国之旅历经坎坷，他的名字、故事、作品和精神也随之传遍了大江南北，在中国读者心中凝结成难以割舍的“普希金情结”。也因为如此，中国成为了俄罗斯之外的普希金研究大国，造就了一代代、一批批成就斐然的普希金研究专家，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张铁夫教授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我国著名的普希金学者，他对于我国“普希金情结”的形成原因、当前普希金研究的特点、焦点和危机，以及普希金研究的趋势等问题无疑具有发言权。为此，我们对张铁夫先生进行了专访。 宋德发：我知道您有浓厚的“普希金情结”，在您这一代人身上，“普希金情结”实际上是一个普遍性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也就是说，您的学术历程和人生选择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所以，我很想知道您是怎样走上俄罗斯文学研究之路的?在俄罗斯文学中，您为什么对普希金情有独钟?我相信，您对这个疑问的解答，对于渐渐疏远俄罗斯和普希金的年轻一代更好地理解中国“普希金情结”的形成原因，将会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参考价值。 张铁夫：人生的选择总是必然和偶然、时代和个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我1956年参加高考，当时的第一志愿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可最后我却被华中师范学院俄语系录取。因为那个时期正处于中苏关系的蜜月期，我国在各个领域均以俄罗斯为导师，俄语也由此成为当时的第一外语，远比英语要热门和普及。虽然没有被中文系录取，我却并未感到沮丧。原因很简单，我在中学时读的外国文学作品大部分是俄苏作家的作品，普希金的诗歌更是让我如痴如醉。我想，如果能够把俄语学好，直接阅读普希金和其他俄苏作家的原著，那不是也很好吗?就这样，对文学的热爱，对俄国的好感，以及招生人员对我的“错爱”等因素促使我步入俄罗斯文学研究之路。 谈起我的“普希金情结”，就要追溯到我的中学时代。当时我在新化一中读书。一天，得到戈宝权和罗果夫合编的那本《普希金文集》，读了前面几首诗，我就被普希金的作品深深地吸引住了。不过，那时我只会阅读，不会欣赏，因此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对普希金的喜爱和崇敬。在那个只有革命，没有爱情的年代，普希金的诗歌，特别是他的自由诗和爱情诗得到中国读者的普遍喜爱，那是很自然的。我的普希金情结就是在这一大背景下逐渐形成的。 大学时代和随后的十多年时间是研究工作的准备时期。在那些年里，我阅读了能够找到的大部分普希金作品，但真正的研究工作是从翻译《普希金论文学》一书开始的。在1981年5月召开的“普希金、雨果学术讨论会”期间，我决定把普希金作为自己今后的主攻方向，而《普希金论文学》一书的翻译使我得以在学术研究中迅速定位，因此可以说，我是以普希金研究开始我的学术生涯的。译稿完成后，我和我的老师黄弗同先生写了一篇1.4万字的前言，并以《普希金的文艺思想简论》为题，发表在《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6期。这是我的第一篇普希金研究论文。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又陆续发表了《普密之争的由来及其实质》等文章，为普希金研究系列论文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991年10月，经国家教委批准，我获得了去普希金的祖国访学的机会。在弗拉基米尔师范学院，我的进修课题是“俄苏普希金学史”。回国后，在国家社科基金等课题的支持下，我的普希金研究逐步走向系统和深入，我所发表的各类学术成果也获得了学界的认同。在研究之余，我还在课堂上讲授普希金，在研究生里培养年轻的普希金学者。对于普希金，我从最初的一见钟情到后来的日久生情；从一个普通的读者成为一个专业的学者；从一个热情的崇拜者成为一个理性的研究者。经过数十年的岁月沉淀，我一步步地走进普希金、理解普希金、探寻着他的文学和心灵世界，而普希金也渐渐融入我的事业和生活，成为我生命中无法割舍的一部分。 宋德发：在中国普希金研究百年史上，大概有五代学者和学人默默耕耘和奉献过：上世纪初译介普希金的戢翼晕和鲁迅为第一代；活跃于30－40年代的为第二代；笔耕于50年代的为第三代；70－80年代崛起的为第四代；90年代涌现的为第五代。您出生于1938年，原本应该在60年代步入学界，可由于文革所造成的学术断层，直到改革开放后才真正从事学术研究，因此，您应该属于第四代普希金学者。您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