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职能案例1.docx

非典事件与治道变革 改革开放 20 多年来，中国政府的治理之道发生了很大变化，政府职能得到迅速转变， 政府行为越来越转向法制化， 政府权力日益分散到经济、 社会和基层政治结构， 政府人事选 拔任命和决策越来越民主化，政府运作逐渐透明化。 2002 年秋冬之交开始，中国高层政治 权力首次实现制度化交替， 2003 年春新一届政府正式执政，恰逢整个中国经济进入新的高 速发展时期，政治稳定，万象更新，社会到处充满了活力，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新政 府踌躇满志，先制定各项工作的制度安排，然后开始针对性地逐项展开具体工作。 但不曾想，就在这一过程中，灾变出现了。在已享受了 20 多年持续增长、刚开始过上 较富裕体面生活的中国， 开始出现全新的传染病： 非典型肺炎。该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且 致死率达到 3%以上。此病 2002 年 11 月在广东发现首个病例，到 4 月下旬，全国各地除了 个别省份，都报告发现病例。 亡羊补牢，犹未晚矣 从公共政策角度来看， 此病的爆发与广泛传播， 与政策问题没有及时定位密切相关。 其 原因有多方面， 一是这种病本身是未知疾病， 卫生部门需要掌握足够信息后才能了解其特征， 确定新传染病的爆发模式，这是技术原因 ;二是改革开放 20 多年里，传染病防疫等公共卫生 体系发展不健全， 公共医疗体制等方面的社会发展跟不上经济发展水平， 也使得政府和社会 未能及时掌握传染病发生、传播的情况 ;三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职能从政治工作转向 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直把经济增长和确保经济增长的社会政治稳定当作核心政策目标， 一旦 发生传染病等公共问题， 政府本能反应是为了不影响经济增长，不影响旅游、商务活动，尽 量淡化处理。 这使得各方面无法及时全面地了解疫情。 人们虽然通过手机短信、 网络论坛和 电子邮件了解到一些信息，但大多支离破碎，相互矛盾，无助于准确识别真相。 此病传播到香港和台湾地区、 新加坡， 尤其是加拿大和美国， 这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 泛注意， 世界卫生组织应邀介入， 各国政府和外国公司纷纷取消北京会议和旅游， 并要求本 国公民、 留学生和非必要的使馆人员回国等等， 这一切终于使非典问题演变成了变相的国际 “制裁”。中国各级政府终于认识到非典问题的严重性， 把它当作重中之重。 4 月 20 日之后， 每天一次，向全世界如实报告各地疫情，卫生部还向全国各地派出督查组，一旦发现瞒报， 立即处理。 4 月 23 日，国务院成立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型肺炎的防 治工作。 副总理吴仪任总指挥，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任副总指挥， 财政部还建立 了非典型肺炎防治基金。 到此为止， 政府职能真正实现转变， 从经济工作转移到提供公共服 务，解决公共问题， 管理公共事务上来。 非典型肺炎防治作为政策问题得到了准确定位。而 此前没有把这个问题当作核心工作，一些地方继续举办大型经济活动，不仅经济效果不好， 还令全国各地不得不以大量人力、 物力来排查参与活动的人是否得非典。 亡羊补牢， 犹未晚 矣，准确界定问题性质及其严重性， 在各种政策问题上的优先次序，可以为控制问题、 解决 问题打下良好的基础。 微观信息提供有待加强 从公共政策方案的选择角度来看，面对一个公共问题，政府可选手段很多。一般来说，一类是间接的政策手段，要求、诱导和恳求公民、社会组织、国家单位和机关等，如通过各 1 种途径，告诉公民勤洗手、保持良好的工作习惯，做好消毒工作，保持居室透风，不去或者 少去公共场所，取消长途旅行计划，一旦发现非典症状，去医院就诊，并及时采取措施，保 持心理稳定等 ;还有就是直接提供信息，给社会各界和公民，提供各方面信息，尤其是有关 疫情的信息。在前一方面，政府做了很好的工作，但在疫情信息方面还有缺陷。 在早期阶段， 政府害怕社会会恐慌， 没有及时发出有关疫情的真实信息， 也没有让新闻 媒体及时报道有关信息， 对一个可能导致国际影响的传染病， 也没有及时向国际组织传播疫 情信息， 反而反复强调全国各地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旅行和商务活动都是安全的， 北京是 世界上最安全的地区， 大型会展没有任何问题， 其间没有任何人感染， 最终导致整个社会和 各级政府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缺乏准备，也使得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良好的国际形象受到损 害。 4 月 20 日以后，中国政府决定所有的医院，包括军队医院都要对“非典”病例进行报 告，政府统计“非典”病例完全公开和透明。这是正确的，满足了国际组织需要，对当地老 百姓来说， 了解宏观真实疫情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要了解能指导个人行为的疫情 信息， 比如北京什么地方有什么疫情，严重等级是多少， 何时确定为疫区， 疫情何时降级或 者解除，每一个人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