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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看翻译 引言 在翻译学界， 翻译的标准与原则一直是大家广泛关注的焦点 和热门话题。关于翻译的标准，我国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早在 汉朝和唐朝时期， 就有了“文”与“质”之争， 实际上是直译与 意译之争；还有清代翻译大师严复于 1898 年提出了“信”、 “达”、“雅”的标准，即忠实于原著，译文流畅，文字典雅。 1951 年，傅雷先生提出了文学翻译的“传神”论， 这是比“信”、 “达”、“雅”更高的翻译标准， 傅雷先生认为， “以效果而论， 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 1964 年， 钱钟书先生提出了翻译的“化境”之说： “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 是‘化'”；除了国内的翻译家提出的翻译标准之外， 早在 1972 年，英国著名学者亚历山大 ?弗雷赛 ?泰特勒在他的著作 《论翻译 的原则》里，就提出了翻译中的三项基本原则：一、译文应完全 复写出原作的思想； 二、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应与原文的性质相同； 三、译文应和原作同样流畅。（冯庆华 2002 ： P4-5） 对于如何达到翻译的最高标准， 研究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具 体的字、词、句和篇章，实现它们从原语到译语的解码，也就是 实现两语对等。 但在实际翻译过程中， 也就是在对翻译材料进行 理解和表达时， 译者常常遇到许多困难， 因为对材料无法用具体 的两语对等方法来处理。 所以本文试图从翻译过程中遇到的这些 问题出发， 在认知语言学的视角下进行思考和研究， 运用认知语 义学和类典型与基本层次范畴等理论， 分析这些问题中隐藏的深 层次意识，然后提出自己的观点。 1. 翻译中遇到的困难 在翻译过程中首先碰到的问题是选义。英语中的一词多义， 汉语中的一字多义都是常见的语言现象。例如在 1980 年版的 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of the American Language （the 2ndCollege Edition） 里，run作为不及物动词有31个释 义，作为及物动词有 5 个释义，作为名词 26 个释义，作为形容 词有 4 个释义，并专门收列成语搭配 20条。汉语中意义和搭配 最多的字是“上”。 在上海辞海出版社出版的 《辞海》里，“上” 有 17 个意义和 194 个词语搭配。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 词语的意义将更加丰富。谈到语言符号的意义，早在 1974 年第 一版的《语义学》里， G. Leech 就提出了词语具有七种意义， 这已是保守的说法。 它们分别是概念 （外延） 意义、内涵（隐含） 意义、社会意义、情感意义、反射意义、搭配意义和主题意义。 正因为语言符号有如此多的意义， 人们常常把心理词库比喻成一 个网络，词语在不同语境下，不同的说者和听者头脑中，不同搭 配等都会有不同的变化。 其次，除了在材料的理解中遇到了选义的问题外， 译者在表 达中还将遇到选词的困难。 在对原文正确理解了的基础之上， 译 者有多种正确的表达方式可供选择， 可哪一种是最恰当、 最地道 的呢？光用一个汉字来表示 die 这个概念的词就有： 死，亡，故， 卒，弱，逝，殁，毙，薨，崩，殪等。 还有在前面谈到翻译标准时， “文”与“质”之争实际是直 译与意译之争。 直译和意译是翻译中最常见的问题之一， 也是最 主要的两个翻译方法。如中国的成语“过街老鼠”，直译：（like） a rat crossing the street ，意译： the object of universal condemnation ；a bad man hated by everybody.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如何恰当地把握好直译和意译的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一般情况下都是尽可能在目的语中找到 对等的表达。 等值翻译一直是翻译界奉行的一条标准， 无论是形 式上、意义上还是功能上， 等值翻译绝对是衡量译文好坏的重要 条件之一。（王国鹏 2005 ）但是根据思维体验观，翻译不是一 个单纯的对原语解码和译语重新编码的过程， 而是一个双重认知 过程。 单纯的解码和编码把原语和译语都看成是自足的系统， 运 用语言结构的各个层面（即音位层、词层、词组层、句层、篇章 层）的规则去追求等值。 （ 萧立明 2005） 并且有些材料无法用具 体的对等译法进行翻译，比如文化背景比较复杂的词组、成语、 谚语和习语等。英语中的“ Make hay while the sun shines ” 就不能对等翻译成“趁太阳还照耀的时候晒干草”， 而应该符合 汉语习惯译成“趁热打铁”，“把握时机”。 最后，修辞格在翻译中是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 理论和实践 都说明了这一点。 通过学习修辞格理论和分析翻译实例， 我们发 现修辞格从翻译的角度可以分为 3 类：可译；难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