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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PAGE 18 明清茶政评析论文 清两代尤其明代是西北茶马互市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西北茶马互市中茶叶的来源和茶政与马匹及马政一样显得非常重要，茶叶生产和茶政是茶马互市得以顺利进行的根本保证。下面只是分别就明清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中所涉及到的茶叶的来源和茶政，进行简要论述。 一、明代西北地区的茶叶来源 明代是我国历史上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黄金时期，由于茶叶在明代茶马互市中的重要性，以及茶业在社会经济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再加上明代茶法更趋完备，使明代西北地区用于茶马互市的茶叶有比较稳定和充足的来源。 明代茶法主要有三：“曰官茶，储边易马；曰商茶，给引征课；曰贡茶，则上用也”。[1]也就是说，前两种茶叶是西北地区茶马互市中的主体部分。[2]茶马互市中的商茶，不是商人自由从事经营的，而是被纳入政府直接控制的范畴，当然这并不完全排除民间自由买卖的少许部分。 茶叶产地主要有常州、庐州、池州、徽州、湖州、严州、衢州、绍兴、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武昌、长沙、荆州、保宁、成都、重庆、夔州、嘉定、泸州、雅州等地，政府在产茶之地实行“茶课”，所以茶课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内容。 受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西北地区茶课“惟川、陕最重”。[3]四川和陕西的茶课最重，最直接的原因是这里的茶叶直接供应了西北及西南地区的茶马互市，社会需求量决定了川陕茶课的重要性。正如明太祖朱元璋在派遣驸马都尉谢达往谕蜀王朱椿时所言： 秦、蜀之茶，自碉门（今四川天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4] 茶叶成为西北地区游牧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须臾或离的必需品，而当时陕西和四川茶叶成为这里民族互市的基本来源。由于西北地区茶马互市规模大、茶马交换频率高，陕西和四川地区的茶叶，远远不能满足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需求，于是茶叶供应范围扩大到全国产茶区。就明代西北地区茶马互市来说，其茶叶来源除了汉中、四川外，还包括南方广大地区（主要指湖广茶叶）。 明政府为了保证茶马互市中所需茶叶的获得，也为了对种植茶叶生产者进行有效地控制，实行“茶户”制度。按规定茶户免其徭役，俾专事采植[5]，从而保证了茶马互市中茶叶的来源。就整体而言，明代对茶叶直接生产者——茶户的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免除茶户的杂役，二是实行10年一次清审，以均平茶课。[6]这从制度上保证了茶叶的生产和产量，以及茶农的相对稳定，有利于茶马互市的正常进行。 杨一清《为修复茶马旧制以抚驭番夷安靖地方事》第二疏记载了朱元璋洪武三十年（1397年）“钦依茶禁榜文”，其中一款的内容大体是： 本地茶园人家，除约量本家岁用外，其余尽数官为收买。若卖与人者，茶园入官。钦此。[7] “钦依茶禁榜文”具有法律效应，可见当时对于茶户私自出售茶叶的处罚是比较严厉的。其最核心的内容是由政府垄断茶叶来源和销售，以保证政府开展茶马互市。 茶叶是西北茶马互市中最重要的商品，茶叶来源和产地亦显得尤为重要。综观明代历史，西北地区茶马互市的茶叶来源主要包括如下地区： （一）汉中地区 今陕西汉中地区具有茶叶生长所需要之良好自然条件，且邻近西北民族地区，这里的茶叶具有进入茶马互市的得天独厚的条件。与此同时，利用这里的茶叶从事茶马贸易，其运输和交易成本相对要低得多。正如前面引《国朝典汇·茶法》所言，汉中和四川地区所产茶叶，因距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区域比较近，深受少数民族的青睐，尤其在藏区更为流行。 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明代中央政府就下令采集汉中地区的茶叶，以与西北和西南民族地区的马匹进行贸易。户部通过调查，认定陕西汉中府的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等地的茶园，计有茶45顷72亩、茶树864，058株。对于茶农的茶树，采取官府直接取10％的办法，官取茶叶部分统一上缴有关部门，其余部分则由茶农采集茶叶，而政府充当包买商的角色，将茶叶全部收购。至于一些无主的茶园，就让就近守城的士兵按时令负责茶园的生产，茶叶采集后，官府得80%，另外的20%则归所在军队所有。政府有关部门对茶叶进行统一包装，以50斤为1包，2包为1引，由专门的茶司收贮，然后与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互市。户部的建议得到了朱元璋的批准，并付诸实施。[8] 由此可见，汉中地区是西北茶马互市茶叶的主要来源。宣宗宣德五年（1430年）之情况正说明如此： 镇守洮州都指挥使李达，奏边军缺马巡哨，请运汉中府所贮茶五万斤，往洮州市马。从之。[9] 集中汉中地区茶叶，在甘肃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互市，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情况。中央政府为了保证榷茶的顺利进行，明初在产茶之地设立了茶引批验所，有史料可考的如陕西火鑽峪茶引批验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