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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离岸金融监管问题的研究 　　一、国内离岸金融市场已初见端倪 　　1989年5月，招商银行在深圳率先获准开办离岸银行业务，开启我国离岸金融服务先河，其后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相继获得离岸银行业务牌照，离岸金融市场在深圳开始发育。1998年年底，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国内银行离岸资产质量恶化，央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叫停了所有中资银行的离岸资产业务。2002年6月，央行全面恢复招商银行和深圳发展银行的离岸业务，并同时允许交通银行和浦东发展银行开办离岸业务，上海开始发展离岸金融市场。尽管不少地方政府和其他商业银行对离岸业务抱有极大的兴趣，但央行至今只对上述四家中资银行发放了离岸银行业务经营许可证，且在管理上均是按“试点”和“试验”的标准进行审慎监管。 　　上述四家银行能全面经营离岸银行业务，为我国“全面持牌中资银行”，负债规模在15亿美元左右。目前，工行深圳分行、农行深圳分行、广东发展银行及其深圳分行只被许可从事离岸负债活动，即有限持有离岸业务牌照或持有“半块牌”，负债规模加总大约在15亿美元左右。除中资银行外，在大陆可为非居民提供服务的金融机构还包括外资银行在华分支机构和部分合资银行(如华商银行、厦门国际银行)。外资银行国内分行大多数以所谓“全球服务”的名义即“国内接单，境外处理”的方式，通过内部电子系统为非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2004年年底，国内外资金融机构的外币存款余额近90亿美元，假设非居民存款相当于在岸外币存款的1/3，则离岸存款约有30亿美元，再加上中资银行的33亿美元，我国大陆的离岸存款规模在60亿美元左右，已经是一个初具规模的、主要集中在深圳和上海两地的新兴金融市场，不能不引起监督管理部门的重视。 　　二、发展国内离岸金融市场的客观性 　　离岸金融服务对象主要有非居民个人、非居民企业(主要表现为国际商业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Company，简称IBC)、境外金融机构和一些政府组织。其中最主要、也是最活跃的是非居民个人和IBC，这些个人和企业通过离岸金融市场运作其投资和贸易活动。离岸金融服务于离岸商业运作，离岸商业活动反过来又促进了离岸金融的发展。 　　无论IBC注册地和司法管辖地在哪里，IBC大都具有以下特点：其一，发起、设立和撤销手续简单。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公司和机构均可发起成立IBC，且注册资本不须实付，没有行业准入限制，门槛极低。其二，运作和保有费用低廉。多数离岸注册地实行简单税制和低税率，甚至零税率，IBC每年只需缴纳200～500美元的年费；其三，法律对私有产权的隐形保护极好。多数离岸注册地法律属于英美法系，严格保密股东、董事等商业信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陆一直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并形成了一种“磁铁石”效应，吸引全球离岸公司从事与我国有关的贸易活动。据商务部近两年的统计，在大陆所有的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地中，位居前列的是香港（HK）、英属处女岛（BVI）、开曼群岛（CAYMAN）等地区，来自美国、日本、欧盟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大多数以离岸的方式操作。此外，我国对外投资也在迅速增长，极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最大的对外投资国。目前，上海和深圳两地对外投资和贸易活动比较活跃，占国内对外经济比重较大。对外投资需要相应的运作工具，IBC模式就是最好的选择。可以预见，以大陆为中心的非居民和以中国居民为实际获利人的国际离岸公司将继续蓬勃发展。离岸商业运作这种客观趋势需要一个离岸金融市场为之提供配套的金融服务，以上海、深圳为中心发展国内离岸金融市场也同样具有客观性。 　　三、培育国内离岸金融市场和离岸金融中心的必要性 　　国际离岸商业运作的客观性决定了离岸金融服务的客观性。以我国为中心的国际离岸商业活动在选择金融服务时有两种选择：一是国际离岸金融中心(Offshore Financial Center，简称OFC)，包括国际金融中心(IFC)、地区金融中心(RFC)和簿记中心(Paper company or Shellbranch);二是我国离岸金融机构。显然，如果监管部门不向中资金融机构开放离岸业务，以大陆为中心的大量的离岸金融资源就会流向OFC，我们不能以任何方式阻止这些离岸商业和金融活动的正常运作并从我国取得巨大的商业利益。 　　国际竞争重要的是争夺国际战略资源。除了石油资源、高新技术资源外，金融资源也是重要的国际战略资源之一。美国长期以来虽然在经常项目上显示为巨额赤字，但经济却能保持高速增长，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国际金融竞争中保持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大量廉价的国际金融资源源源不断流入美国，平衡了美国国际收支的逆差，拉动了美国的经济增长。国际金融资源不仅包括国外直接投入的金融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