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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概要：对古代小说史的向来存有着文体混淆的。本文则试图从小说作为叙事文体出发，对叙事的内在特色——深层表达构造进行，从这一角度梳理中国叙事文学的内在趋向和文化意义。文中商讨了中国传统叙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三种深层构造：与道德一致的正史构造、从感情逻辑出发的历史责备性表达构造和作为欲念发泄的民间文化表达构造。这三种深层构造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先后睁开，形成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和文化发展中从正统到精英、尔后又到民间的内在趋向。 重点词：深层表达构造历史与道德一致感情逻辑民间文化 一 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学者在研究叙事发源时，常常从神话算起。可是我们今日所知道的古代神话，都是散落在后辈文章中的残片，充其量只好算作后辈叙事素材中的故事原型。从能够观察的历史来看，上古只有史官的表达能够找到与后辈叙事活动之间的联系线索。所以只好说，中国古代叙事的传统是从史官的历史表达开始。直到宋朝开始繁华起来的白话小说，也是以讲史为各样小说之首。如罗烨在描绘当时小说的内容时说： 也说黄巢拨乱天下，也说赵正激恼京师。说征战，有刘、项争雄；论权略，有孙、庞斗智。新话说张、韩、刘、岳，史册讲晋、宋、齐、梁；《三国志》诸葛亮雄材，收西夏说狄青大概。说国贼怀奸从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良负屈衔冤，死心肠也须下泪1 这些话中所提到的小说内容都与历史有关。要理解中国小说表达的发源，就不可以不注意历史表达的意义及其对小说叙事的，特别是历史表达和小说表达在表面的故事表达背后隐蔽着的深层表达构造的关系方面。 中国历史著作中的“正史”往常是指从司马迁的《史记》算起的“二十四史”。但要仔细研究历史表达背后的深层表达构造，更能够表现正史表达特色的初期著作应该说是《左传》而不是《史记》。《左传》固然被纳入依赖于“经”的阐释性著作，但就其本质而言与所依赖的经典《春秋》同属于历史著作。这不单由于《春秋》和《左传》的内容都是对历史事件的表达，并且由于在表达中隐含着后辈正史所共有的深层表达构造。 《春秋》作为历史著作明显是简单粗拙了一点：对于历史事件的表达只是极其简单的一两句，没有详细的对事件发生过程和因果关系的认识。所谓的春秋笔法也只是表达表达者对事件意义的态度，其实不是对事件自己发生发展的内在依据的认识，换句话说，还没有形成真切意义上历史著作所需要的历史意识。 《左传》就不一样了。从表面上看，《左传》仿佛只是把《春秋》中所提到的事件叙述得详细仔细了一些，一如新闻报导的标题与文章内容之间的关系。但本质上《左传》不只是是把事件讲得详细一些，更重要的是，把一种历史意识贯串、浸透到了表达中，进而使得所表达的事件不再是纯真的客观事件，而是成为历史看法的表现。从这种历史表达开始，一种隐蔽在详细表达文本背后的深层表达构造渐渐成熟起来。我们能够从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剖析这种深层表达构造的产生。比方《春秋》记录的第一段历史，隐公元年的事件是这样表达的：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这段简单而客观的表达中包含着一段惊心动魄的兄弟相残的故事，即“郑伯克段于鄢”。《公羊传》和《谷梁传》都认为这个表达句中一“克”字隐蔽着对郑庄公的责备之义。但这只是表达者的责备态度，与事件自己并没关系。 而在《左传》中就不一样了。这句话所波及的史实被详细仔细地睁开来，并且还对事件发生发展的内在依据做出了自己的解说。对于郑庄公和兄弟共叔段之间矛盾的发生、发展和结果，《左传》不单详细地表达过程，并且对事件发生的内在依据进行认识释。依照《左传》中的表达，郑庄公在回答祭仲的担忧时说：“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这句话本质上既从郑庄公的角度解说了共叔公必定失败的道德原由，也示意了庄公自己存心叵测的一面。整个事件的发展就是依照这种解说进行的：一方面是骄横的共叔段步步扩充、反叛之心渐渐显现；另一方面是郑庄公稳扎稳打、当心警戒并聚集着自己的力量。跟着事件的发展，双方面的力量就这样相反地消长着，直到最后共叔段的反叛和郑庄公的致命一击，便成为整个事件最后瓜熟蒂落的结果。 在这个故事中，表达者不是像《春秋》那样只是对人物行为的道德意义作过后的评判，而是把道德意义作为事件发展的逻辑依据。“郑伯克段于鄢”不是个特别的例子，这种表达是《左传》的重要特色。在隐公五年四月的一段战事记录中是这样表达的： 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泄驾以全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此后。燕人畏郑全军而不虞制人。六月，郑二公子以制人败燕师于北制。君子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够师。” 这场战事描绘得很简单，但也很典型。讲到战事的过程只有三句话，第一句是郑人的战术，第二句是燕人应战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