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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新农村合作社七问

中共中央2004年、2005年一号文件，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都明确表示要积极鼓励对合作社的探索，并且要支持合作社的发展，同时农业部、国家工商总局以及很多地方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在二次审议中，“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正名”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该法被公认的一个最大作用是：明确了合作社的法人地位。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高票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2007年7月1日生效。

2006年10月31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高票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此前为数三次的常委会审议和更多的征求意见会中，有争论，有质疑，而共识与“妥协”也在此过程中逐渐达成。

比如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在二次审议中，“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法”“正名”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该法被公认的一个最大作用是：明确了合作社的法人地位。这确是困扰合作社现实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

为达到促进其发展的目的，该法还对合作社的组织与行为进行了大量规范，不过，鉴于“江湖之远”的复杂性，直至最终通过的法案，“庙堂之高”的设计仍为实践操作留下了广阔空间。立法机构人士也坦承：不能奢望一部法律解决所有问题。

《瞭望》新闻周刊初步整理出合作社目前发展中的七大问题，有不少矛盾被认为可以平衡，但有相当难度，还有一部分仍处于摸索之中，难有定论。

“能人”与“民主”如何共存

因为弱小，所以合作。但弱小、分散、且一直被认为缺乏合作意识的农民要真正走到一起，并不那么容易。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领办人”：农村中的专业大户和能人，乡村集体，基层农技部门，基层供销社，龙头企业，基层科协，等等。

其中，“能人”已于近年来逐渐代替各类基层组织占到主流。据农业部统计，能人领办人已占各类领办人的60%以上。即使是农民之外的力量来领办，也往往需要先联合农民中的能人。领办的能人往往也成为理事长、理事、监事等核心人员，主导了合作社的日后发展。

但国内和国外既往的经验都表明，合作社是需要民主管理的。没有“成员拥有、成员控制”，长久来看，就难有“成员受益”，除非领头人不仅大能，而且大德。此外，民主管理也被证明是激发社员积极性、决策科学化的保障。

合作社民主不仅要求理事会、监事会人员由全体社员选举产生，更重要地是体现在社员（代表）大会为决策层，决策时“一人一票”，理事会只是执行机构。这一点不仅是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原则要求，也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吸收。

为了不损害能人的积极性，法律还规定了可有总计不超过20%的附加表决权。

在此前的实践中，农业部2002年的合作社试点城市浙江台州市多见“一股一票”制，每个股权享有一个表决权，但单个社员最高票数不得超过合作社总票数的20%，这一限制比“总计不超过20%”的规定宽松。

台州市农业局副局长蔡建设则表示，如果搞“一人一票”，能人还能主导合作社的话，那没有问题，但如果能人不能主导了，他可能就会退出去。

“没有一个权威的理事会，合作社肯定要垮台。”台州临海市涌泉柑橘产业合作社理事长冯贻法说。

事实上，《瞭望》新闻周刊调研发现，即使在章程里规定“一人一票”的合作社，实际运行中也很少出现投票的情况，一般都是理事会成员协商决定。

这里有两个因素：一是如果逢事即要求召开社员大会，“民主管理”的成本是相当高的。更重要的是，合作社一般成员对能人的依赖程度远超出外人的想像，尤其是在发展的初期。

“农民很简单，有效益就听你的。”冯贻法说：“我做的决定如果对社员不利，他们就不会选我。”

因此，有一种协调“能人”与“民主”的方案是：社员大会仍实行“一人一票”，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但不必成为全能机构；理事会的日常决策功能相应加强，充分发挥能人作用。

能人愿不愿意发挥作用，还与下一个问题相关。

股份有多重要

很多去台州考察合作社的中西部人士问这里的人：“你们成立合作社还要求入股？”

台州的股份合作制搞得早，且已深入人心，在合作社中搞股份合作有比较好的意识基础。每股从几百块到上万块不等。

许多合作社社员和农业部门人士表示：入股的原因有二，一是合作社的运转和发展需要一定的资金，二是让社员对合作社具有责任心与归属感。

如果处于比较初级的技术互助阶段，合作社或者协会自然就没有太大的入股必要。

入股的好处也有二，一是作为决策依据（如果实行“一股一票”），二是作为“二次返利”时的依据。

股份最多的，往往就是领办者。或者是能人大户，或者是其他组织。权利与责任、贡献对等，股份多的便分红多——似乎顺理成章。

然而，作为成员自我服务的组织，合作社本身并不以赢利为目的，其产生的盈余来自于社员的交易量（额），最终也应还归社员。这就是二次返利中的按惠顾额返还原则，是其不同于企业的最大特征。

《瞭望》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