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与民族精神.docVIP

悲剧与民族精神——四川大地震启示 　　距离汶川大地震发生已经20多天了。这是一场人与大自然的悲剧性的冲突，异常残酷。在血与泪的惨痛中，在全民族的抗争中，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在这场大灾难中，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在刹那间团结成一个钢铁巨人？为什么会在刹那间产生出远远强于自然灾难破坏力的抗争力？这对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华民族精神有非常深刻的启示。 为什么我们会为大地震流泪　　汶川大地震让无数人无数次地流泪。仔细想想，你仅仅为废墟上那些断肢残臂哭吗？是否曾为士兵挖得血淋淋的手指感动过？是否曾为100小时以后还能发现废墟下的生命奇迹期待过？　　悲剧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不仅仅因为它表现出悲惨的人物命运，更在于它表现出人的不屈的抗争，在力量悬殊的对比中，通过决绝的抗争而焕发出崇高的、无比巨大的精神力量。当看到地震中老师在危难面前义无反顾地张开手臂护卫着学生，当看到母亲至死支撑着身体保护着幼儿，我激动地咀嚼着那些名言：　　英国美学家斯马特说：如果苦难落在一个生性懦弱的人头上，他逆来顺受地接受了苦难，那就不是真正的悲剧。只有当他表现出坚毅和斗争的时候，才有真正的悲剧，哪怕表现出的仅仅是片刻的活力、激情和灵感，使他能超越平时的自己。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且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在面对死亡和毁灭时，一个人的意志力，一个人最真实的情感，才能够得到最淋漓尽致的表现。一个民族也同样只有在面临死亡和毁灭的威胁之时，其民族性格和精神品性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展示。 为什么我们会在灾难中自救救人　　大地震显示了中华民族精神有极大的弹性和爆发力。在大灾大难中，中华民族迅速地改变自身，在刹那间提升自我的人格，完成人格的转化。这种转化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变自私为无私。有一首诗写道：“捐款箱旁，走来富豪和明星；走来了唐山的孤儿群体；走来了拾破烂的残疾人；走来了讨饭的流浪者……”面对大量的志愿者、献血者和捐款人，你能说中国人自私吗？　　二、变小爱为大爱。舍小家为大家，舍自己的子女而去救别人的子女。这样的例子在地震中太多了！这同元代戏剧家纪君祥写的悲剧《赵氏孤儿》所宣扬的舍生取义精神一脉相承。　　三、变冷漠为热情。灾难降临时，一位高龄的老太太不断蒸馒头，免费送给受灾群众和救灾的人；许多企业和单位，腾出空地、车间、住房安置受灾者；许多人购买饮水、饮食、各种生活用品送往灾区。这个景象，就像当年人民群众的支前一样。灾区人民也打破平日的冷漠，在灾难中互相照顾，小家没有了，大伙都主动维护这个临时的新家、大家。　　四、变平凡为伟大。桑枣中学校长平时就坚持让学生、老师进行抗地震灾难的演练。地震后全校两千多师生无一伤亡！这就是我们民族务实的、平凡的精神，但在这种平凡中，在这种不显山露水的日常生活场景中，却蕴藏着伟大和崇高。 我们的凝聚力来自哪里　　当灭顶之灾突然发生后，指战员奋不顾身冲在了抗灾最前面，唐山近郊的农民自发组成了志愿者组织，工人自愿捐助自己贷款买的挖掘机，不等号召，学生、农民、企业家……都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救灾队伍中。许多人惊讶，中国人怎么突然具有如此强大的凝聚力，而且是高度自觉、自发的？　　外国人读不懂。近代以来，他们曾说“中国人是一盘散沙，缺乏民族和国家的凝聚力；中国人只有家庭和家族观点，而缺乏民族和国家观念。”　　一些国人自己也看不明白。近30年来，不断有人说，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却变得自私了，更自我了；人情变得更冷漠了。尤其是年轻人，缺乏道德意识，缺乏责任感，缺乏理想。　　我以为，对于我们民族精神中的似乎是矛盾的现象的解读，可以借用传统文化中的两个术语来说明。古人认为，任何事物和现象的出现都有“应运而生”、“应劫而生”两种。应运而生的人或事物是善的、美好的；应劫而生是指社会生活中总有些反人性的东西出现。像一枚钱币的两面一样，如果“应运”而生的东西占主流，就是和谐的社会，美好的社会。如果“应劫”而生的东西占主流，那就是一个黑暗的、罪恶的社会。　　在这场大灾大难中，我们的同胞充分体现了人性的“自觉”和“自发”性，展示了中华民族尊崇生命的、大悲大爱的民族精神。我们的民族精神有深广的思想基础，国人长期受着传统优秀文化和思想的滋润和熏陶。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精神，尤其是孟子宣扬“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就是伟大的博爱精神……这些优秀的思想和品质，就像“春雨润物细无声”一样，蓄存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成为中华民族广大民众的人生信念和自觉行为。　　这些民众的“自救救人”的行动，出自于自觉而不是强迫，出自于自发而不是组织。这种自觉和自发的凝聚力正是一个民族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一个民族优秀品性的标志。民族精神现代化的转化　　最值得我们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