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重的孤独感论贾宝玉.doc

凝重的孤独感——论贾宝玉 本文发表于《红楼梦学刊》2002年2期 作者：97级张剑锋 摘要：《红楼梦》是一部深刻反映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现实生活的巨著。贾宝玉作为书中一个颇为奇特而重要的角色格外引人注目。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充满凝重的孤寂的悲剧色彩。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述：一、主体背离封建社会价值观的定位孤寂感；二、超越时空的思想孤寂感；三、剥离现实人生的生存孤寂感；四、出家悲剧的先验孤寂感。这四方面有机统一于贾宝玉这一“新”人形象身上。 关键词：贾宝玉 孤寂感　真情人格　悲剧 引 论 贾宝玉是《红楼梦》中一个与传统男性判然有别的“新”人形象。在他身上，尽管还残存着些许封建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印记，但他以一种鲜明的个性之美和活泼泼的生命气息的“这一个”感染着几百年来的人们。他宛如漆黑而静寂的夜空中划过的一颗流星，虽然短暂，但却绚丽耀眼，让人久久难以释怀，伴随而来的便是一种腾然而升的心灵震憾――一种前所未有的孤寂感，让人不能呼吸。 所谓“孤寂感”，是一种个体生命与生存环境适应程度的精神体验，它既不是日常琐碎带来烦恼后产生的无聊寂寞，也不是性情怪僻而不为他人理解的孤独，它以哲学高度、理性思维去思索生命存在的内涵及终极归宿的超越姿态不能为周围的人，或所立足的环境所容忍，由是而产生的孤寂感。。这种孤寂感不仅产生于贾宝玉的生命体验历程之中，同时还深刻地显露在他出家悲剧的终结上，他让我们感到一种美好东西的毁灭的惋惜和失落。 一 儒家传统价值观是“立功，立德，立言”，亦即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最高理想。这里包含以下几重含义：一是其起点是从自己的人格修养开始，讲究“内省”，所谓“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⑴，即儒家的“立德”，也就是“内圣”。二是其终点是匡时济世，建功立业，在于实现仁政王道的社会理想，在于最大限度地把人生的个体价值转化为社会价值，这就是儒家的“立功”亦即“外王”。然而，要达到这二者的完满统一，就必须通过一定的途径或凭借予以实现。封建统治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为儒生们设定了一条科举功名之路，亦即“学而优则仕”法则，如果说这是早期的儒生为追求儒家理想人格境界而不得已的选择的话，那么后期的科举功名之路已完全异化为个人追求功名利禄的“终南捷径”。人们似乎都成了疯狂的赌徒，不惜牺牲一生的代价（况乎“十年寒窗”）去挤这“独木桥”，因为“一朝闻名”便犹如“鲤鱼跃龙门”，由一介布衣而跻身于达官贵人行列，那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风光富贵自不消说。中国历史特有的“官本位”现象在此似乎可以找到注脚，世俗观念已根深蒂固地认为：官＝富＋贵，有一句俗语说得直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为官必享尽荣华富贵，且能光宗耀祖，这已成为人们的世俗逻辑――事实上，社会现实也证明这一点（也许偶尔会有几个“清官”）。儒家的理想人格追求的内质已被巧妙地抽空，取而代之的便是在这冠冕堂皇的外壳里面的封建社会腐浊的、肮脏的人生理想追求，它已降格到近乎动物物欲满足的最低层次，世俗社会衡量一个人价值标准是以赤祼祼的“权－钱－贵”为标准，这是一种畸形的发展，人生理想定位于这种坐标，不仅是人类的不幸，更是社会的悲剧。 与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传统男性迥然不同的是，贾宝玉毫不留情地否定了封建社会的这种价值观。他鄙视“仕途经济”的人生追求，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对所谓“读书上进”的人冷嘲热讽，并起名为“禄蠹”。因为他敏感的生命直觉发现所谓的“仕途经济”不过是那些开口圣贤、闭口报国，实则欺名盗世的假圣人“饵名钓禄之阶”，他们打着先贤圣哲的幌子进行欺骗卑劣勾当，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根本不能“阐发圣贤之微奥”；轰轰烈烈的“文死谏，武死战”，不过是“浊气一涌”，“为邀忠烈之名”的蠢举愚行罢了。贾宝玉否定封建社会这种畸形腐浊的价值人格追求，因为它已和儒家早期的理想人格内涵相去甚远。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贾宝玉只是否定“仕途经济”，因为对贾宝玉而言，他完全也可以走祖荫而仕的道路，一样和祖辈父辈们那样承恩泽蒙雨露延官袭爵，它实际上包含着贾定玉拒绝认同封建社会价值观的丰富内涵。 然而，人不仅仅属于自然，而更多的是体现社会的属性，人不能脱离社会这个群体而独立生存，人的价值只有定位于社会这个天秤上才能显示出其价值，换言之，人的价值只有转化为社会价值才有生命力。贾宝玉背离了这种社会价值观，也就失去他个体价值的意义，这是一种虚无的悲哀，所以在贾宝玉思想中常有虚无的宿命色彩存在。贾宝玉失去了这种社会价值的依托，必然会产生一种定位孤寂感，然而这种孤寂感又是十分凝重的，因为它本身具有的超越性、进步性使得他已站在彼岸世界冷眼旁观此岸世界。他思想意识的超前性与他的现实环境的相对滞后性的不协调造成了他的痛苦，他不能苟同于社会的价值追求，但又无能为力摆脱环境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