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freeditorial.pdf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蔡元培 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北京大学的名称，是从民国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为京师大学堂；包有师范馆仕学馆 等，而译学馆亦为其一部；我在民元前六年，曾任译学馆教员，讲授国文及西洋史，是为我 北大服务之第一次。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 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校的毕业生 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 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 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 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 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 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 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 太腐败，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 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败，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 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 “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 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 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 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 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 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 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 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 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 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 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 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的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 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 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 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 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 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所以专门研究学 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 他，虽罢课也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 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 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 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止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们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 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沉”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 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薪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 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 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 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 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 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