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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旗制度翻译成汉语是“弓箭头”努尔哈赤时期，建州卫已经和叶赫并列，成了明帝国东北最重要的女真部族之一。同时在建州和海西女真中，“哈拉”这一古老的体系已经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为了管理日益强大的部族，也为了适应女真内部原始氏族体系瓦解后对新时代的需要，努尔哈赤决定整编牛录（后改为佐领）。▲清太祖努尔哈赤牛录是满语niru的音译，意思是射箭用的“大披箭”。额真是满语ejen的对音，意思是“主”。按照《满洲实录》记载，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额真。”不过这是以族寨为基础的临时武装，打仗或者打猎时推举一位牛录额真来负责，在兵猎结束后就自行解散。这种模式固然极大地降低了用兵的成本，但也毫无疑问降低了女真部族之间的凝聚力，使“小山头”林立。这对于一个铁腕统治者来说，绝对是无法容忍的，于是努尔哈赤此后对牛录制度进行过诸多改革。一开始，努尔哈赤牛录的设置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将归顺部落整编成牛录，交给原本的酋长或者他的子侄统领。这种情况占多数，比如《八旗氏族通谱》记载，“常舒，镶白旗人世居沾河地方，国初同其弟杨舒来归，编佐领（牛录），使统之”。另一种就是把分散的女真人集中起来，编制成一个牛录，交给有功的或者有才干的人指挥。比如万历十二年，努尔哈赤攻打翁鄂洛城时，被鄂尔果尼和洛科各射一箭，身负重创。城破后努尔哈赤却认为两人勇敢善战，不但对二人赦而不杀，而且还“赐以牛录之爵，厚養之”（《满洲实录·卷二》）。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对牛录制进行了全新的制度化，每三百人内设一牛录额真管属。《建州纪程图记》中记载，努尔哈赤对牛录内的一般成员（既诸申）则要求：“前則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獵資生，今则既所行止，又纳所猎”，此外，努尔哈赤还“設四旗以統之，以純色為辯，曰黄旗、曰红旗、曰白旗、曰蓝旗”，这也是后世八旗最早的模板。以往由于归顺部落人数差距，以及努尔哈赤早期兵力不足的关系，各个牛录之间差距是很大的。这在军事行动中很不方便而且后遗症很大。经过万历二十九年的这次改革，牛录可以作为一个正式的作战单位编制登上战场。同时，牛录额真成了一个正式的官名而不再是由部众推举的，就此脱离了过去部族时代的习俗，并避免了一些酋长尾大不掉的尴尬局面。另外，牛录中的一般人员则被束缚了行动自由，强化了纪律组织，过去散漫开放的部落民体制随之消失，因此日本学者旗田巍然认为，牛录制度的出现为女真部族之间的融合发展增加了凝聚力，也为之后八旗制度的创立打下基石。到了万历四十三年，随着努尔哈赤实力的不断膨胀扩大，其治下的人口也越来越多。被他征服归化的女真人已经遍布今天的东北，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比如可木以南地区靠近汉地，农业技术相对成熟；黑龙江诸卫也经常和汉人发生贸易往来；弗提卫更因为地处松花江下游北至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必经之路，所以在永乐年间便是边境地区的贸易枢纽；努尔哈赤曾于天命元年征讨的萨哈连部（居住在松花江下游和黑龙江交汇处），则已经可以拥有一至两年的战备粮食了；而到了撒鲁温以北地区明显就要落后多了，当地女真人“劲弓长矢，射山为生”；库页岛上的女真部落则“持木弓，矢尺余。涂毒于簇中必死，器械坚利”，“虽知耕种，而专以渔猎为生”。除习俗习惯差异很大之外，女真各部族之间仇怨也比较多。在努尔哈赤刚刚起兵的时候，曾经四周“皆为仇敌”。康熙时期，在统计满洲部落之时，将各个部落划分为“来投”（baimeijihe）与“征服”（dailame dahabuha）两类，其当初之间的矛盾和仇怨可见一斑。因此，如何将如此众多、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甚至彼此仇恨的女真族群整合到一起，成为当时新兴的建州政权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努尔哈赤的做法是进一步改革军事体制。他首先就在原本的黄、白、蓝、红四色旗的基础上，增加了镶红、镶蓝、镶白、镶黄这四色。所谓“镶”就是将原本纯色正旗的周围镶上别种颜色，黄白蓝镶上红色，红的镶上白边。至此，八旗就正式的诞生了。▲八旗军甲胄每个固山（旗）分别设牛录额真、甲喇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以及固山额真（五甲喇为一固山）。每个固山有左右梅勒额真，作为固山的副职。另外，牛录额真下设代子（骁骑校）二人，每个牛录分为四个塔坦（满语“村落”的意思），每个塔坦由章京一名统帅，设拨什库（村领催，八旗牛录额真下掌管登记档册和发饷的基层军官）四名。此后到了天聪八年（1634年），除了固山额真外，其他官员名称全部改为章京。顺治十七年，清廷定固山额真汉名为都统，梅勒章京为副都统，牛录章京为佐领。在这个基础上，努尔哈赤又开始了八旗的农业化进程，牛录也作为一个农业单位开始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