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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加坡的选人用人之道谈我国 领导人才选拔任用中值得 研究和探讨的几个问题 新加坡从自治、独立到今天，之所以在短短的时间里能够很快崛起，是因为他们找到了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治国之道。在其治国之道的诸要素中，突出的是用人之道：重视人才，实行贤能功绩制度，在新加坡的治国理念中占居首要位 置。“为政之要，在于得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新加坡前总理（现内阁资政） 李光耀深知这一点， 他强调“为政在人”，治国必须是最优秀的人才，新加坡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少数 精英人物，政府必须由国家中杰出的人才来领导。对于领导素质，李光耀总是强调钢铁意志，能承受危机考验，并具备高尚品德，勇于牺牲个人利益并能团结一致的领导核心和班底。新加坡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是一个精英式的领导政党。新加坡政府是延揽社会精英建立的廉洁高效的政府。由于有一批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新加坡党和政府领导班子，因而成就了新加坡的事业。 科学无国界。选人用人是一门科学。通过在新加坡学习培训，我感到，新加坡在国家治理方面有许多先进的东西，尤其是在领导人才的选拔任用方面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认 真研究和借鉴。统观新加坡的选人用人之道，我们在领导人才的选拔任用方面有如下六个关系问题值得进一步认真研 究和探讨。 一、“智商”与“情商”的关系。现代领导科学认为，领导者既要有智商，又要有情商。领导者的智商，即对事物的认 知快速，系统深刻，反应敏捷，深谋远虑，判断准确；领导者的情商，即领导者要有情感，具有人情味，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协调各方关系，取得各方信任，争取各方支持。在选拔任用领导人才时，这两者的关系如何处理？新加坡用人的作法是很明确的，即把智商摆在首位，情商次之。李光耀在用人之道中提倡“精英主义”，即要选拔智商高、综合素质强的人从事国家领导工作。李光耀本身就是一个天赋聪颖、充满智慧的人才，从小学、大学到留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剑桥大学毕业时，曾获得双重第一的荣誉学位。他凭着卓越的智慧、支配力、自信、知识、活动力等领导特质，从事其领导工作。李光耀坚信人才是新加坡成功的关键。他 深信“葛氏定律”，即劣币把良币赶出流通市场， 同样的道理，坏的领导把好人赶走，使他们不能担任要职，好人才不能为 国家效力， 如此新加坡将出现危机。 由于新加坡是一个小国，必定要由他们人民中最能干和最卓越的人才来掌管政府。因 此，新加坡选拔领导人才十分重视智商、智慧，做国家部长等高官的，必须是读书时品学兼优，具有博士学位，并获得过总统奖学金的人才。这些人精明强干，眼光开阔，精通专业，开创性强，各把一方，把新加坡治理得井井有条。对照 新加坡的做法，我们国家在领导人才的选拔中虽然也强调德才兼备，但重视和坚持智商、智慧的标准显得不够硬，而注重情商方面显得多了一些，过多看重干部的“协调能力”，使 一些不少“好拉关系”、“见风使舵”、“八面玲珑”、方方面面都能接受的“低能”干部选拔进领导干部队伍中来，这样在干部 队伍中产生了一种误导：“关系比能力更重要”，许多干部不干实事，一心钻营，“跑官要官”，搞坏了社会风气。这些“低能”干部成不了大事， 只能混时度日， 贻误事业。 这是我们值得认真改进的。 二、“功绩”与“资历”的关系。客观地讲，在领导人才的选拔中，功绩和资历孰轻孰重，讲起来应是一个很明确的问 题，但实际上仍是一个尚未很好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过去的领导人才选拔中客观上往往讲资历的成份多一些，讲功绩的少了一些。在干部选拔中“论资排辈”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特别是机关干部工作的时间长了，不论工作绩效，“十年媳妇熬成婆”。到老弄个“科长”、“处长”干干，结果助长了一些干部“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思进取、只混时日的 懒散作风。而新加坡在这方面比我们做得好些。他们在治国理念中奉行贤能功绩制度，在选人用人上实行“功效至上”，反对论资排辈。为坚持精英主义，新加坡力图构建一个任人唯贤、论功行赏的社会。这套选拔人才的制度完全是基于个人的能力和表现，透过会考制度、奖学金辅助、出国深造等 方面让表现优异和学有所成、学有专精的优秀学子得以在出国留学后进入政府机关服务。公共服务委员会选用精英人才 的标准，采用壳牌石油公司的人事评估标准（ HAIR ），从“直升机视野（ H ）”、“分析能力（A）”、“想象力（I）”、“现实感（ R ）”等几个方面评估。对公务员实行严格的绩效考核。 在考核内容、考核过程、考核方法等方面都规定得非常严格具体。考核后通过一系列程序公平公正地作出评价。公务员的升迁以绩效考核为依据。升迁提拔主要有三大标准：资格条件、经验、绩效成果，同时考虑因素：潜能秘密报告，候 选人上司的推荐等。 这样，领导人才的选拔较好地克服了“论资排辈”的情况，这点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 三、“相马”与“训马”的关系。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伯乐相马”的故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