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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古代国民经济发展目标——富国富民思想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中国历代政治家思想家理想的治国目标，那就是“民富国强”。这种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苦苦追求，在经济思想领域体现为丰富多彩、众说纷纭的富国思想和富民思想。 1 中国古代富国富民思想的演变 1.1 富国思想的演变 “富国”的含义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富国”是指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而狭义的“富国”是指“富国库”，保证国家机器及统治集团有充足的财政收入，即“富君或富上”。 墨子首先提出富国思想，指出：“今者王公大人之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则得寡，不得治而得乱。”战国争雄时期，法家讨论富国问题最多，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认为：“治国者，其抟力也，以富国强兵也。”“明君修政作壹，去无用，止浮学事淫之民，壹之农，然后国家可富，民力可抟也。”“民不逃粟，野无荒草，则国富，国富者强。”，希望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西汉时期，富国思想进一步发展，被更多地在狭义范围内使用，这突出地反映在桑弘羊的富国思想上。他修正和发展了先秦的富国思想，提出了“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的否定農业是唯一富国之道的新观点，把商业看成致富的真正本源，并在富国实践中获得了巨大成功。 西汉之后持富国主张的历代朝野人士主要是从财政角度对富国进行谈论的，如北宋李觏，他认为：“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再如王安石认为“以义理财”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从上可见，富国思想既有其正确的理论内涵，又有其历史原因所导致的现实扭曲性，也就是说，虽然不少古代思想家已认识到富国必须以富民为基础，但财政搜刮的结果每每使富国成为富民的对立物。 1.2 富民思想的演变 “富民”的含义也有广狭之分。广义的“富民”是指使百姓普遍富裕，也称为“富下”，而狭义的“富民”则是指增加个人或私家财富，即“富家”。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的“富民”一般是广义的“富民”。 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特别重视富民的重要性。孔子的学生端木赐问孔子如何为政治国，他回答：“足食，足兵，民信之。”从孔子的回答中，他将“足食”放于为政治国的三大基本纲领之首，而“足食”的本质就是富民。后又提出了“先富而后教”的治国思想，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富民的重视。孔子思想的继承者孟子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通过“富民”才能“养君子”。 法家的另一大系统东国法家与秦晋法家截然相反，强调富民的重要性。由西汉末年刘向整理编定的东国法家著作《管子》一书指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荀子。荀子总结和批判了前人的富国富民思想，融儒家和法家在富国富民问题上的积极主张为一体，提出了颇具特色的“富国”主张。他对“富国”下的定义是“兼足天下”或“上下俱富”，即同时包括“足君”或“上富”，又包括“足民”或“下富”。但又说：“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从中可以看出，荀子也具有十分明显的富民倾向。 汉初黄老之学的代表人物陆贾面对汉初经济凋敝的情况，主张“损上而归之于下”，认为先民富才能国富。另一代表人物淮南王刘安提出“安民足用”论，反复论述民富对巩固国家政权的重要性，指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民者，国之本也；国者，君之本也。”贾谊提出“富安天下”的口号，认为欲安民必先富民，“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东汉王符认为治国应“以富民为本”。 西晋傅玄指出：“民富则安乡重家，敬上而从教；贫则危乡轻家，相聚而犯上。饥寒切身而不行非者，寡矣”。明初方孝孺也认为：“天下何患乎无财，能养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国而国自富矣”。清代著名思想家唐甄继承了中国古代“仓廪实而知礼节”，“民富而后国治”的思想，指出：“立国之道无他，惟在于富”、“夫富在编户，不在府库”。 2 中国古代富国富民思想的分析 2.1 富国思想的分析 富国思想的利益主体是指求富对象，也就是为谁求富、使谁致富。中国传统的富国思想中“国”分为两种：一个是指整个国家，另一个是指国家政权及统治集团。在先秦时期，诸子几乎都是主张使整个国家富起来的。但到了西汉时期，桑弘羊等人在“使国家政权及统治集团富起来”层面上提出富国思想，并在实践中加以贯彻实施。在此后相当长的封建社会时期内，这一层面的富国思想占据着支配地位。 思想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