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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区宗教的社会价值

笔者2000年4月和8月两赴藏区，率队调查了黑水县城、金川县的两个乡（一农一牧）和十个村；并在拉萨与20位藏族同胞分别进行了深度交流。其目的是了解藏区社会发展现状，建立150户样本的50年追踪调查定点。在执行这个项目的初始阶段，通过自然观察和调查结果（另文报告）获得的综合结论是：

1、藏区社会的发展状况低于内地，更低于沿海。

2、藏区的综合发展水平从城市、县镇、乡村逐级递减，局部区域甚至停滞或倒退。

3、除自然和历史条件之外，传统和现代这两种价值体系包含的各种指标差异显着、对比鲜明。尤其是藏传佛教和苯教的民间影响，与藏区在现代产业化和市场化发展方向上的低位劣势，成为最重要的两大发展困扰。

本文集中讨论结论3背后的价值纠葛。笔者深信这才是藏区超越了计量描述的症结问题。

一、两种价值

任何常规社会的价值体系都是多样的、复合的。但是，某个社会在某个特殊时期，由制度或该社会大多数人口选择并且执着一种或少数几种，从而成为社会主导价值。比如，最近20年来，中国政府和人民都选择并且卷入了以市场导向、对外开放、效益、科学技术、产业改造与创新等内涵构成的“现代化”社会发展价值。当这种主导价值通过国家权力和市场能量向经济上相对封闭、落后的少数民族区域传递的时候，就同当地的传统价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藏民族分布区域中，就可以观察到两种差异显着的价值生活方式：

其一是虽有程度差异却性质相同的现代价值观及其相应的关系和行为倾向。这几种与我国内地现代化进程同步的社会、经济及体制生活，主要存在于以城镇为中心的干部、军人、知识分子、工人、学生和从业于各类市场经济实体的市民群体中。他们基本上生活在现代要素相对集中的大小城镇中。按其体制特征和行为方式，可以把他们称之为“现代价值群体”。

另一种价值方式则主要分布在寺庙喇嘛和虔信程度较高的传统农牧业人群中。古老的农牧生产与生活基础一方面受严酷的自然地理条件制约，产生了具有生态支持功能的、以自然物崇拜为特征的苯教信仰；另一方面，组织化的社会发展又选择了尤其适应恶劣生活条件的禁欲主义佛教。寺庙神职人员以神佛名义承担着社会制度的世俗功能——这就是藏区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政教合一制度。这一制度在全民信教的社会基础上逐渐融会佛教和本土民间信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藏传佛教。考虑到已经过半个世纪的现代要素的移植、改造和渗透，如今藏传佛教仍然以传统的寺庙喇嘛和传统的农牧业信教群众为依托主体，可称之为“传统价值群体”。

二、对比与差异

两种价值首先反映出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异。

从总体上看，宗教虔诚信仰程度（包含个体、家庭从事佛事所付出的时间比重和经济比重等调查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高度负相关；与接受现代教育的程度呈高度负相关；与家居距城镇距离呈正相关；与从业的现代要素程度呈负相关；与干部人事体制内的职务等级呈负相关。如果把寺庙体制这一特例悬置在外，毛泽东时代概括的城乡、工农、脑体“三大差别”，大体上也就是今天两种价值的分界。从这个角度上判断，贫困无疑是宗教生存的社会根源，而宗教信仰则是对现世贫困的精神补偿。

两种价值导致的行为取向有重大差异。

现代价值以人性——尤其以人的现世获取欲望和不断发展的技术理性为依托，进行社会行为的竞争性取向：生产取决于销售，销售取决于购买，购买取决于无止境的消费欲望。市场经济竞争的胜负最终取决于利润和资本。在这种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中最通用、最简约、似也最为公平的金钱标准面前，所有进入者——不管是国家、地区、民族，还是团体或者个人——与此无关的历史和个性都将被忽视、被省略；一旦进入开放的市场，进入者及其文化传统和自然环境都被评估为可开发的资源等级，在最好的意义上，也就从此开始了永无休止的劳动与消费欲望的螺旋式竞争。但是，从基督教文明脱胎而出的现代价值最有效地解决了劳动效率问题，最有力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进行现代化实验的楷模。

传统价值以彼岸神性——同时也把这种神圣崇拜投射到此岸权威——和节欲献身的信仰为依托，从而调节低水平生存条件下的社会关系。节制欲望，以多余财富为罪孽，以供奉施舍为上善，轻此生重来世。这样一些宗教品质在藏传佛教的教义戒律和信众实践中尤为突出。这些品质有两种显着的社会适应功能：应对恶劣的自然生活环境，珍视生态价值；有效抑制了对有限社会财富的恶性竞争。当然，作为其结果，藏民族付出了长久贫困的巨大代价，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也就非常缓慢。但是，在平均海拔近5000米、氧气含量不足内地60％、平均每平方公里仅有两人生存的青藏高原巨大空间，毕竟发展出坚韧顽强的藏民族和世界上独具特色的藏文化。假如没有这样的宗教品质，就无法想象那种古老的人类学发展历史的灵魂。

两种价值对思维发展的导向不同，指称关系也不同。

传统导向的思维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