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是否促进了腐败——基于实验经济学的分析.docx

社会资本是否促进了腐败——基于实验经济学的分析 摘要：基于实验室实验探究社会资本对腐败的影响，通过信任水平衡量社会资本，并引入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探究抑制腐败的机理。实验包括信任触发和贿赂博弈两部分，其中信任触发实验用于触发不同的信任水平，贿赂博弈实验用于测量腐败程度。此外，在贿赂博弈中分别加入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因素，通过负外部性和分组实现。结果表明，信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腐败程度的增加。其中，在低信任水平下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对腐败的抑制作用最显著;而在高信任水平下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的抑制作用被抵消。另外，分组设置对企业腐败行为的抑制更有效，而负外部性设置对官员腐败行为的抑制更有效。 一、引言一直以来，腐败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每年腐败的贿赂额达到了1.5万亿～2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2%针对腐败问题，目前已有较多学者从各方面探究其影响因素。其中，收入、社会民主程度、法律规章、贸易开放程度以及对于重要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如石油、煤矿)都是影响腐败水平的因素此外，还有学者进一步探究了社会资本对腐败行为影响的间接机制。Harris实验中，笔者通过信任触发实验来设置高低不同的信任水平，然后使用修改的贿赂博弈来衡量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因素影响下的腐败程度，分别通过负外部性和分组的设置来实现，以探究社会资本对腐败的影响，以及抑制腐败的机理。实验结果表明，信任水平的提高会促进腐败程度的增加。从道德成本的角度来看，整体上负外部性的增加能够提高道德成本从而有效抑制腐败，且道德成本的影响在低信任水平下更有效。从组别差异的角度来看，分组产生的组别差异对腐败的影响与信任水平相关:在面对不同组成员时，低信任水平下的企业和官员由于产生排外性而导致更低的腐败程度;而高信任水平下的企业为了得到官员的项目实施许可提高了行贿率和贿赂额。整体上来看，分组设置对腐败具有抑制作用，且主要在低信任水平下有效。另外，负外部性和分组两种实验局设置对企业和官员腐败行为的抑制程度不同:分组设置对企业腐败的抑制作用更有效，而负外部性设置对官员腐败的抑制作用更有效。与现有文献相比，文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在关于社会资本与腐败关系的研究中，笔者使用实验方法探究了社会资本对腐败的影响;第二，基于社会资本与腐败的关系，文章引入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两方面因素，分别通过负外部性和分组两种方式来体现，深入探究抑制腐败的机理;第三，针对官员和企业，分别提出了抑制腐败行为的应对措施，这对现实中有效治理腐败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二、文献综述(一)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社会资本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概念，通常包含信任、准则、人际关系网络三个部分。Putnam(二)腐败的相关研究腐败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然而由于其违法性和隐蔽性，使得腐败难以观测。除了已被审查的腐败事件，其他隐秘的正在进行的腐败数据是不可得的。这也导致腐败问题的研究非常受限。由于实验经济学的发展，Abbink等Barr和Serra以上有关腐败的研究表明，影响腐败的因素往往具有社会属性。近年来，关于腐败的影响因素研究开始转向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而腐败行为的发生也依赖于腐败者之间的信任。因此，探究社会资本与腐败的关系对反腐具有重要意义。(三)社会资本与腐败关系的相关研究社会资本在大范围的经济活动中具有正面作用，然而它不一定都会产生正外部性。研究表明，社会资本与腐败存在一定的联系。在社会信任方面，社会信任与腐败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结论。有学者认为腐败会侵蚀社会信任而在特殊信任方面，学者往往认为特殊信任与腐败是正相关的。Fukuyama以上关于社会资本与腐败的研究表明，在信任水平较高的情况下，社会资本会促进腐败。然而，目前关于社会资本对腐败影响的研究仍局限于实证研究。由于实证研究一般使用宏观调查数据，其背后真正的微观影响机制难以深入分析，因此，文章基于实验室实验，通过信任水平刻画社会资本，利用贿赂博弈获取腐败个体的微观数据，研究社会资本是否促进了腐败。同时引入道德成本和组别差异两个因素，进一步挖掘抑制腐败的机理。文章一方面为腐败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另一方面也为中国的腐败治理提供了针对性方案。三、实验设计文章实验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信任触发实验和贿赂博弈实验。信任触发实验是为了让参与者在贿赂博弈前产生不同程度的信任水平，贿赂博弈实验用于测量参与者的腐败水平。其中，除了基准设置，笔者还在贿赂博弈中分别加入了高负外部性设置和分组设置(一)信任触发笔者参照Cook等利用以上两种囚徒困境博弈，他们设计了三个实验局，每个实验局均包括两个阶段。其中每个实验局的第一阶段均为随机匹配的PD，第二阶段分